苏联模式在中国城乡规划中的全面深刻影响

随着《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和苏联各项对华援助的施行，举国上下迅速掀起轰轰烈烈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热潮，从意识形态、政体架构到经济、社会体制，再到教育、文化、技术等全方位实行“以俄为师”。苏联模式被盲目地等同于社会主义范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当时被中国人作为对社会主义的最权威解读。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的三大定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成为中国在学习苏联运动中全面贯彻、落实的原则[8]。

（1）政治经济领域

新中国首先依照苏联模式构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基本架构上与苏联保持了总体一致。从政治上来看，建立的是一个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行政命令体制，它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保持党政一体，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形成垂直的组织与命令体系。高度集权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实践即为“计划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的产品生产、分配都被纳入了中央计划的直接控制之下，以指令式的统一计划来实行全面的经济管理。在全面建立起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后，1953年前后开始对城市小生产和私人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对农村土地实行集体合作制（农民不再拥有土地所有权），很快就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苏联模式规定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图2－3、图2－4）。与此同时，苏联通过发展重工业仅用十年时间就实现了工业化的成功先例，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树立了示范，党中央决定亦要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启动经济恢复建设。这样的发展策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政策制定的核心，包括“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统购统销”、“三线建设”等与城市发展相关的指导思想都根源于此。

图2－3　195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改造

图2－4　农民从事有组织的集体劳动

制定五年为周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是苏联成功的经验，中国至今仍然一直沿用。从1953年开始的“一五”建设是中国学习苏联最集中的表现，早在“一五计划”编制阶段，中方就向苏联虚心请教了对于草案的意见，也基本采纳了对方的看法，包括：以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为基础；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控制在14%—15%的范围；扩大工业和建筑业中的技师对工程师的比例等等[9]。在投资重点、工业建设、计划管理、金融、统计等方面，基本照搬苏联经验。通过苏联全方位的指导与援助，“一五”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各项指标，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打下了坚实基础，1957年全国社会总产值达到1 606亿元，比1952年增长70.9%，中国经济以农为主、工业以轻为主的局面得到改变[10]。

（2）文化教育领域

文化是经济、政治发展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十分看重与苏联在文化形态上的一致性。在文教领域，中国学习苏联的运动开展得较为广泛和深入，影响也较大。苏联的教育制度被我国广泛地学习和仿效，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www.xing528.com)

1949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反对英美式的“通才”教育，主张教育内容要根据当前建设的实际需要作切实的改革；需要改变过去盲目崇拜欧美式大学，要学习苏联经验，改革高等教育。从1952年开始，全国展开高等院校的院系大调整，将民国时期沿袭下来的英美教育体系彻底废除，几乎完全移植了苏联工业院校的设置模式，向面向生产教育的工科、师范类体系转变。为了适应工业化步伐的需要、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家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保留广义文理两大学科，重点建设多科性工学院，增加工科和师范的比例，共建立了26所各种专业工程学院（如炼钢、采矿、地质、机械、纺织等）。这种院校调整导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被严重削弱，“文、政法、财经的学生急剧减少——1947年这三科学生占大学生总人数的47.6%，1952年下降为22.5%，1957年更是仅占9.6%”[11]。在高等院校内部，按照苏联的做法取消学院建制，实行校系两级管理；大量使用的苏联教材几乎成为各个学科领域唯一能接触到的理论指导。

这样以“专才”培养为导向的专业调整，对中国培养全面型人才产生了长远的消极影响（至今尚没有得以根本改变），也导致很多学科尤其是人文科学出现了人才储备上的断层。城市规划学科自那时起逐步脱胎于土木、建筑等工程学科，当时的教育体制为城市规划注入了明显的工科基因，从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它与多学科尤其是经济、社会类学科融合发展的历程。

（3）科学技术领域

中苏间的科技交流合作更多地偏重于苏联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包括帮助中国制订科学技术规划，开展技术科学的理论与试验研究，结合工业项目进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技术资料等[12]。自从中苏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苏联政府和许多科学技术专家给予了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以积极的帮助，提供了各种设计资料、机械制造图纸、内部技术文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技术标准和工艺资料等。从1954年到1959年，苏联无偿地转交中国1 100套工业企业及其他建设项目的设计资料，3 500套制造各种机械设备的图纸，950套技术资料和2 950个专题的各种技术说明书[13]。在科学研究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奠定并形成了核工业基础与基本框架，在航空、导弹和原子弹等方面都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援助，让中国对尖端军事技术有了初步的把握。

与其他技术一样，城市规划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开展也以苏联为学习模板，整个规划思维是按照落实项目、安排计划的方式进行的，并借用苏联的理解将城市规划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苏联专家直接参与到许多重要城市的总体规划中，苏联的工作方式、技术指标也随之嫁接到中国的规划领域，对新中国城市建设迅速复苏、规划学科体系的完整建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正是源于对唯一理论的绝对崇拜，理论自身的缺陷及两种不同国情的盲目对接，给日后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造成了一系列问题。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关系逐渐显露出矛盾和分歧，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14]，新中国开始强调“以苏为鉴”，在宏观经济制度、机制运行、发展模式等方面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事实上，随后的探索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框架的束缚，党在国家各个领域包括政权、军队、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与高度集权等根本性的体制，已演化成中国自己的特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依旧停留在以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为经济基础、以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为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忽视了苏联模式存在的真正弊端，诸如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抑制了市场作用，挫伤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破坏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间应有的合理比例，极大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牢牢控制社会，国家权力关系向全社会组织渗透，使社会生活完全国家化等等。此后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新中国再次走上片面追求工业化、追求高纯度公有制的轨道，甚至比苏联模式更为激进。苏联模式经历了在中国的移植、确立、强化，最终已潜移默化地内化成为“中国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