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面对着一个严峻的内外发展环境。由于多年战争导致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蹂躏中，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50年初，电力工业的破坏程度达50%，钢铁工业破坏程度达90%；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全国存在约150万人的失业工人、知识分子及相当数量的半失业人口。同抗战前的最高年份相比，1949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降低了一半，农业总产值降低了二成以上[1]，生产落后和衰败直接导致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困难，1949年财政赤字达财政总支出的46.4%[2]。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社会，新中国不仅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更在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缺口，迫切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寻求他国的援助与指导。
然而，事实上，当时留给中国的选择并无太多。首先，中国共产党奉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在胜利后建立的国家要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保持一致。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俄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就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美好的社会形象。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举世公认，十年（1921—1932年）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令人惊羡，其积累的经验自然成为后起“小兄弟”国家的样板。其次，二战结束以后，国际上形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大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就遇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封锁围堵，如采取政治孤立、经济禁运、军事包围等一系列反华、排华政策。苏联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给予了同情和支持，两党和两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间也已形成深厚的战斗情谊。所有这些，都迫使新中国只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3]，这是新中国化解帝国主义封锁的武器，也成为中国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起点（图2－1）。
图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宣传海报
“一边倒”的国策为中国争取苏联的援助奠定了基础，1950年2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政府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派出3 000多名专家，承担了156项骨干工程的援建工作。这些援助为新中国奠定了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的基础，在恢复国民经济和保障人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中国成功地建立起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中国在经济政策、社会体制等方面开始全面模仿“苏联模式”，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学习苏联的道路。
整个1950年代，新中国对苏联的学习是全方位的，简要而言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第一，广泛介绍与宣传。当时采用了多种传播方式，如介绍苏联文化成果，中苏互派各种交流团体，举办关于苏联情况的讲座、报告、座谈和展览等。从1949到1952年举行了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讲演、座谈和报告近十万次，5 000多万人次参与[4]。翻译出版了大量苏联的各类书籍和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苏联自然科学、文艺作品，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普通读物与教科书。1949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苏联书籍就有3 100多种，其中社会科学书籍943种，文教书籍348种[5]。除此之外，报纸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苏联各条战线的成就和经验，阐述学习苏联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意义等。这些活动的展开为中国普通百姓提供了全面了解苏联的途径，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苏联的确是中国的好榜样”。(www.xing528.com)
第二，专家学者的互动。1949—1955年，中国派出了137个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还有一批长期留驻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留学生等，去参观、考察、学习苏联的经验（表2－1）。从1948年派出第一批专家支援中国经济建设开始，苏联持续派遣顾问和专家来华支援（图2－2）。1950—1953年，先后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的苏联专家共计1 093人[6]，分布在中国16个城市，500至600个工作单位[7]。1954—1960年又来了很多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表2－2）。这种学术上的交流活动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科学研究的起步都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与阅读书本和实地考察相比，苏联专家面对面、手把手和朝夕传授先进经验的方式影响大、见效快，苏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理论与技术手段都通过直接导入而对接上中国的现实国情，全方位启蒙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图2－2 苏联专家在与中国大学学者进行交流
表2－1 1950年代出国和留苏人员表
表2－2 苏联技术专家来华人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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