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划思潮：本土创新借鉴外来规划

中国近现代的城市规划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西方规划思想的启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期，城市既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和输送外国资本的据点，也是中西方文化强烈交融、碰撞的场所[28]，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规划实践。在完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解放之后，国外的规划思想被不断引入中国，并从最初的简单移植到后来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再创造（例如民国时期上海、南京等城市的规划，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中西合璧色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规划的发展断绝了与欧美等西方世界的联系，转而全面复制苏联模式，并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相复合，城市规划扮演了落实经济计划的技术工具角色。

1978年以来的30余年，是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中国规划界在学习苏联、欧美、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与地区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培育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多重转型不同步的过程中不断实践和总结，筚路蓝缕，挑战不断，成就显著[29]。198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规划开始引进、模仿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当时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教训、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城市规划的理念与方法，并探讨这些理念与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借鉴意义等。1980年代后期，在思想解放、科学化的浪潮中，对于西方规划思想的借鉴更加广泛，同时结合中国城市规划实践过程进行了探索创新，如引借西方的城镇体系理论开创了中国的城镇体系规划，引借美国的区划法创立了中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实践日益繁盛的社会大背景下，西方现代规划理念与方法被及时而全面地引入中国，中国规划学者也更加注重这些规划思想理论在中国实际应用中的调整应变，并开始注重和强调对中国传统规划思想精髓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以及明确提出了建构本土规划思想、理论的命题。

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制度土壤，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特点，以及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规模巨大而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都为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理论建树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极好的现实素材和巨大的演绎舞台。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不断重视关于城乡规划历史的研究，这是非常有深远战略意义的一项工作。通过对我国城乡规划学科发展历程的系统归纳、总结，不仅可以审视历史、检讨得失、积累经验，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中国城乡规划学科体系的日趋“成熟”，无疑也将加速城乡规划理论、思想的“中国创造”进程。本书基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大背景，努力尝试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进行回顾与评析，也正是希望能够为中国本土城乡规划理论的建构尽一些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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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如，在当时的建设标准上，城市里仅仅建设最基本的住房、公园和商业空间，人均居住面积在苏联9m2的标准上被一再压缩至4.5m2；在城乡关系上，通过二元的制度阻断乡村人口流入城市，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保障城市工业的发展，全面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17]这篇重要文章的原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后经过多人多次修改，最后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审定，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文章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

[18]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978 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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