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城市化等内外作用的背景下，加之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等因素的刺激，中国进入了所谓的“增长主义”时期。在全面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矛盾也日益累积并不断凸显。
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同时也是对个人、企业、社会主体性的明确。分税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时也塑造出了地方政府作为公共行政主体与经济利益主体的双重身份。土地有偿出让市场的繁荣，催生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越来越大的依赖，城市空间扩展进入失控的局面。总之，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拥有自我利益的独立主体，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在个人、市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多主体形态发育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利益分异也逐步显著起来。
经济结构方面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奉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使得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优势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车间、利润分配的低端环节。此外值得关注的是，1992年以后虽然市场化改革全面开展，但是实际上建立的仍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色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占据垄断行业、垄断资源、垄断利润的地位；政府握有土地、税收等强大的主动干预经济能力；政府治理倾向于经济增长型政策导向，而不是福利政策导向等等。总之，虽然理论上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实践中又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特征和过渡性特点。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大、城乡差距扩大、城市社会阶层分异加剧，但是地方政府在“增长主义”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也受制于不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绩考核等制度压力，普遍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忽视民生建设与社会保障，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极度失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境况，2003年之后中国的发展价值观不得不进行重大转向——确立以五个统筹、和谐社会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
（2）对空间的价值认知
在市场经济追逐利益的导向下，分税制带来的地方财政饥渴、土地财政带来的巨大诱惑，使得空间成为城市政府最关注的重要“资产”。此时，空间不再被视为单向落实国民经济计划的被动载体，更不是毫无经济价值的生产要素，空间就是利益，空间就是财富——城市空间需要经营，以发挥其最大的直接价值与衍生价值。
这一时期对空间的经济价值的认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动满足吸附全球化流动资本的空间需求，凭借低廉的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优势，使得中国的城市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其二，通过城市规划对市场的先期引导效应（AOD）以及各种城市经营举措，实现城市土地的大幅增值，从而壮大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www.xing528.com)
其三，通过固守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来转嫁土地城镇化的制度性成本，城市政府垄断由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一级市场，并由此获得巨大的土地收益差。
其四，以空间供给来支撑城市化创造“内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经济出口导向受阻，城市化被认为是启动内需的重要方式，正所谓“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21]。
其五，以空间重组来提升“中心城市”的区域竞争力。全球竞争被看做主要是在中心城市之间的竞争，而中国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心城市，因此，要大力发展中心城市，首先是要做大其空间规模。2000—2003年席卷全国的“撤县（市）设区”热潮及相应展开的城市发展战略（概念）规划运动，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而触发的。
（3）城市规划的价值体系
为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快速城市化对空间的需求，为吸引投资而改善城市形象的需要，为了满足对获取巨大土地财政的渴求等等，都使得这一时期的城市政府对于城市规划极度重视。但也正是因为在如此功利化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角色反而显得更加被动、苍白，甚至成为政府、市场逐利所用的工具。诚然，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给予城市规划以诸多实践的机遇，但是如果说上一个时期城市规划具有一定的“主动引领”作用，那么，这一时期的规划更多的则是“被动应对”。
由于政府和市场同时表现出明确的增长价值倾向，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就必须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此时的城市规划往往为了迎合政府需要而呈现“幕僚化”的特征，成为推动、保障经济发展的工具。城市规划关注的核心是如何通过对城市空间的布局调整、重新架构，以充分发挥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形象价值，甚至要以城市规划方案的“先期诱导效应”去引导城市空间价值的超前、超额实现。
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中央—地方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结构，城市规划也因而成为国家—地方、地方城市之间治理过程中的博弈工具。规划界不断推出新的规划类型以应对地方政府各种现实的需求，在法定规划类型之外，地方不断涌现出诸如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镇群与都市圈规划、行动规划等各种非法定规划类型。尽管国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断出台规定以试图控制这种“规划混乱”的局面，但是依然难以根本改观。在看似繁荣的规划编制市场背后，事实上是城市规划编制、管理体系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面对“规划失控”的局面，面对城市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原有传统的规划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应对”外部环境的需要，于是中国规划界加快了对西方理论的全面引介，尤其关注借鉴那些西方国家在当年快速城市化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与采取的对策。但是在当时浮躁的社会、充满诱惑的规划市场和疲于奔命的应对环境中，“救急式”搬来的西方理论基本是被囫囵吞枣地应用，许多非但不能切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也使得整个中国规划界忽视了对本土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建构，造成了中国当代规划思想的贫瘠。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当今的中国规划界正面临着“一手的实践机会，二手的规划理论”[22]的窘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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