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化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全社会对科学规律、科技进步的关注和追求，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国家及社会各界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科技发展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00年时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成为全社会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知识分子被认同为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执政党必须依靠的基本社会力量。科技战线开始实施拨乱反正，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人才，恢复科技管理机构，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总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科学化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无功利地学习科学和攀登科学高峰成为一种时尚——“1980年代那个时光真好，全社会尊重科学蔚然成风”[20]，科学的春天真正来到了。
意识形态的混沌与争论是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随着一系列体制的变革、经济的增长、多种所有制的出现与繁荣，“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争论又一次横亘在市场化改革的面前。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所谓“自由化”的思潮，但是在1989年后的一段时期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势力有所回潮，所幸这样的历史倒退是短暂的。这一时期由于在经济体制上尚未根本突破传统意识形态的局限，“市场经济”还被“商品经济”等替代词汇所遮掩，依然还在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谁主谁次的争论中摇摆，所以这一时期的改革呈现出显著的渐进、嬗变特征，并造成了中国经济体制独特的“双轨制运行”局面。
（2）对空间的价值认知
这一时期开始关注到空间载体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动作用。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推进，国家层面确立T字形空间发展格局，并将之作为沿海对外开放与带动内陆发展的重要国家空间枢轴；另一方面，在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国家又陆续批准了数十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与空间载体。但是，这一时期实践中对空间的认知仍然是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眼光，前文所述的开发区与城区相分隔的情况成为全国众多开发区空间选址时普遍采用的形式，这无形中拉开了城市扩展的框架，并引致了后来的城市空间扩张、土地低效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这一时期初步意识到空间作为经济要素的巨大价值。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日益扩大的用地需求，也是为了解决城市政府建设资金短缺的矛盾，显然不能再执行过去单一的行政划拨土地制度。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90年颁布《城镇国有土地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土地使用进入两轨（行政划拨、有偿使用）三式（协议、拍卖、招标三种方式，后来又增加了“挂牌”方式）的阶段。这一制度设计极大地重构了空间的价值体系，并对后来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企业化治理、蔓延扩张、土地财政等等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受到科学化思潮的影响，认为城市、区域空间发展存在着客观规律并且是可以认知的，需要科学化地安排城市与区域空间，以发挥其效率与效益。城市空间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无交换价值的、被动承载生产活动的“容器”，而是一种有一定经济价值的要素，空间的区位、大小、质量、组合形态及应变未来发展可能的弹性，直接决定了城市总体发展状态的优劣。因此，空间是需要优化配置的。(www.xing528.com)
（3）城市规划的价值体系
在全社会追求科学精神大潮的影响下，人们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及城市规划的核心任务也自然地朝“科学化”转向。既然长期以来将城市空间理解成“物质性”的，那么，这种客观物质世界必然存在内在的演化规律，是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手段去认知和把握的。规划人员开始由过去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转向注重利用科学方法尤其是计量模型来进行城市空间研究。在规划界掀起了“科学规划”的思潮，好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注重理性分析的，而不是单一的感性艺术创造。此时的城市规划特别关注城市与区域研究，城市规划学科的视野被极大地拓展，尤其是以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城市地理学者介入城市规划，对城市规划科学化思潮起到了巨大的贡献。
在思想解放、对外开放大潮的引领下，中国城市规划界也开始加快对外交流。人们逐渐认识到好的规划理论应该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而不是具有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差异的——因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符合实践要求的，西方的理论亦可以为“我”所用。这一时期，国内规划界开始普遍抛弃僵化死板、缺乏人性的“苏联规划理论”，转而寻求从更能代表“先进水平”的西方发达国家那里，大量引进新的规划思想、理论与方法。
在当时这个崇尚科学务实、尚未被物质经济利益所完全迷惑的时代，中国规划界在创造本土规划理论与方法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中国规划界在引进西方规划理论、方法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洋为中用”的再探索、再创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城镇体系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究与实践，并且在1990年的《城市规划法》及随后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共同建构起了中国较为系统、完整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对科学规律、科学决策的尊重，也使得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的地位不断提高，城市规划一定程度上从过去落实经济计划的“被动载体”，逐步成为引领发展、管理建设的“主动工具”。城市规划的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整个城市规划界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秉承系统化、规范化的严谨思维，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体系、各种技术规范在短时期内基本得以建立，尤其是《城市规划法》的出台，使得城市规划正式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稳定持续、日常性的重要工作，成为管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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