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的阶段划分

事实上我们考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城乡规划思潮历史分期，总体上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一个角度是基于城市（乡）规划自身发展领域中的重大事件，例如重要的会议、法规、文件，以及重要规划类型、规划事件的出现，等等；另一个角度是基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背景，在这其中探讨城乡规划主体思潮的显著变化。应该说，这样的两种划分方法各有利弊：前者脉络简明、清晰，典型事件明了，特征鲜明，也更容易让业界所感知；但是可能局限于就规划自身发展领域来论规划，难免受视野所限，对一些问题难以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认知。后者背景宏大、视野宽广，将城乡规划发展置于国家整体发展、转型的大环境中去认知，更容易加深对城乡规划发展演变的解读；但是可能存在着论述不够简明、直接的问题，国家发展背景与城乡规划发展之间也许会存在着一定的时滞甚至是偏差现象。

仔细斟酌、比选后，本书还是倾向于选择后一种考察角度，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既然本书核心是关注“城乡规划思潮”而不是具体的“城乡规划事件史”，也不是“城乡规划发展史”，就应该认识到规划思潮作为指导城乡规划具体理论、实践发展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从属于社会整体思想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从更加宏观、本源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来考察、梳理城乡规划思潮，是更为适宜的。二是，在中国强政府文化传统与现实体制中，自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规划的发展从来就是受到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大环境的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相比于城乡规划领域自身不断的技术性变革，来自国家、社会、市场等外部力量对城乡规划发展的影响更大，甚至可以说，城乡规划思潮的演变在相当程度上是国家整体社会发展思潮演变的一个典型缩影——这从本书后文各个章节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因此，本书最终决定采用将国家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的演变，作为中国城乡规划思潮演变阶段划分的基本参照。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起大落、坎坷跌宕，城乡规划的过程也是曲折起伏。虽然这一时期的城乡规划发展也可被划分为若干亚阶段（邹德慈，2012），但是规划思潮总体处于“计划经济体系”、“苏联模式”等绝对影响之下，形成了固化、僵化的局面。因此，从“城乡规划思潮演进”的角度考虑，本书无意对这一时期进行过细的划分和阐述，而是统合为一章予以简要的回顾、检讨。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过程是以市场化、分权化（中央—地方治理关系变革）、全球化、城市化为基本线索展开的。本书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环境的特征（意识形态、社会需求、生产分配特征等），将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分为4个阶段，并以此作为中国城乡规划思潮演变的基本分期：

①1978—1983年：这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家工作重点实现了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农村、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启动，实施恢复建设和启动增量改革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www.xing528.com)

②1984—1991年：这一阶段以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进行了双轨经济体制的运行探索，同时，国家通过设立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各种开发区以及颁布鼓励外商投资的相关法规，启动了对外开放的经济与空间战略。

③1992—2002年：这一阶段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标志，正式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标志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分权化、分税制改革等成为激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因素。

④2003年：这一阶段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标志，以及五个统筹、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一系列理论思想、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重要任务。2012年岁末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四化同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标志着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得到了完整的确立。

这里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空间的认知及其所导致的城乡规划思潮流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整体社会发展环境的一个缩影。但是客观上讲，社会经济转型的阶段并不一定都能以某一事件或者某一年代而截然区分，城乡规划思潮的流变也并不一定都与时代的阶段划分完全耦合。本书为了研究简明的需要进行“阶段划分”，意在对特定时期空间价值体系、规划价值体系的重要特点进行概括凝练，但这并不意味通过“阶段划分”而将某一个阶段与其他阶段完全割裂，也不意味着新的阶段是对先前发展的全面变革或否定。事实上，许多“过去阶段”的特征依然还在“新阶段”中延续，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书中无需再特意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