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挥师成功渡过大渡河

第三节　毛泽东挥师强渡大渡河

蒋介石得知红军渡过金沙江，立即于5月10日由贵阳飞抵昆明，急令川军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又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向金沙江边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到达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议讨论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的错误意见。毛泽东发言提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并批评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们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大家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说：“在会理城我们休整了五天，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政治局的决议传达到广大红军战士并得到广泛的拥护。”^[20]

会议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我们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我们还制定了筹粮筹饷的计划，也都全部完成了。^[21]

中革军委立即贯彻会理会议精神，决定组成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刘伯承为司令。先遣队出发前，毛泽东要他们执行党规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民众搞好关系。特别对刘伯承说：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团结，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刘伯承和政委聂荣臻率红一团先遣队，又组织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先遣队随后，为全军北上开路。

蒋介石立刻又命令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22]

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从彝族区通过，把守备重点放在通向大渡河的大道上，如大树堡一带。中央红军先遣队经过侦察调查，为避开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偏偏选择需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到安顺场的那条小路，并且向中革军委提出主力红军改道的提议。(www.xing528.com)

毛泽东随中革军委纵队到达冕宁县城，召集冕宁地下党组织廖志高等了解彝族的情况，然后讲了形势和任务。廖志高的回忆文章写道：

只见毛主席边抽香烟边开始讲话。他说，今天找同志们来谈谈大渡河两岸的形势和你们的任务。形势是前后都有敌人，前面是川军阻拦，后面有薛岳追兵，正面是彝族。我们要在这里同敌人周旋是不容易的，但还是有办法的。最要紧的是团结好彝族，回旋余地还是很大的。这就要有策略。……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团结自己，办法就出来了。^[23]

毛泽东得知先遣队提出红军主力改道北上的建议，立即同朱德、周恩来等商量，完全同意他们的正确建议，由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沿西昌至雅安大道前进，在越西县大树堡方向佯动渡河，以迷惑和钳制大树堡对面富林之敌；红军主力改小道经大凉山彝族区向安顺场北进。5月21日，中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改道命令，并指令刘伯承等率先遣队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刘伯承等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加以贯彻执行。按照彝族罗洪、老伍、沽基等家族不同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受国民党蒙蔽、对红军政策不了解的老伍族说服其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红军对立、劫去红军武器的罗洪族，则采取政治上争取、军事上予以打击的政策；对同红军比较友好的沽基族，采取热情友好，赤诚相待的态度，争取其支持。刘伯承按照彝族习俗，同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我们继续前进。他们送给我们马匹、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回赠他们金钱等等”。^[24]在彝族大多数同胞的帮助下，先遣队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区，于24日晚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第二天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红军主力沿着先遣团开辟的路线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同时在大道那边机智占领大树堡、佯动渡大渡河的红五团，也奉军委之命退后跟着主力到安顺场。

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于26日抵达安顺场，立即赶到渡口，向指挥员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事宜。中午，先遣队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毛泽东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向刘伯承发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回答：“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朱德赞扬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刘伯承听到这里就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而犯愁呢。”接着，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了过河和架桥的情况，说明在短时间内全军渡过河存在很大困难。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而且水流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用五十分钟。因此，红军主力要想渡完，得用一个半月的时间。这当然是难以想像的。我们找不到当地的船工。于是从党团员中挑选了十七名勇士，给他们准备了匕首、步枪和轻机枪。我们在岸上架设了机枪和迫击炮，还安排了有经验的狙击手。十七名勇士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尽管一次又一次被水流推回，敌人的机枪不停地扫射，他们却毫不畏惧，勇往直前，顺利登上了对岸。上岸后，他们缴了部分敌人的械。我们的炮火迫使敌人转移了机枪阵地。我们的同志趁机占领了山上的制高点。在十七名勇士的掩护下，我们开始渡河。经过两个半昼夜，渡过了一个师”。“我们这十七名勇士，在冲锋时只伤了五人。政治部给了勇士们最高的奖赏。他们获得了‘红军英雄’的称号。”^[25]红军只有一个师渡过河去，红军主力仍然在河的这边。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据刘伯承回忆是这样说的：

“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26]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们合影。左起第3人为埃德加·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