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四渡赤水布奇兵，红军甩开敌军

第一节　毛泽东四渡赤水布奇兵，红军甩开敌军

在红军攻占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蒋介石对我多路红军的围追堵截作出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我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约40万兵力对付我中央红军3.5万余人，妄图将我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

在这关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毛泽东，总想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把革命引向胜利。他同中革军委一道决定，部队从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县土城地域集中。中革军委于20日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的江安、大渡口、兰田坝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根据地。同时，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告以中央红军拟进川西的战略意图，要求他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积极活动，钳制刘敌^[1]，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分别向赤水地域疾进，于27日全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军委领导共商歼敌计划。他们发现道路两边都是山谷地带，如敌军孤军深入，我军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围歼追敌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于28日凌晨打响，敌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红军未能取得较大战果。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团6千人，实为6团万余人。对川军战斗力也估计不足，而且川军增援部队即将到来，战局于我不利。毛泽东当机立断，一面急令已北上进攻赤水城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一面急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沿增援。在这紧急关头，朱德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红一军团返回参战后，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紧急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奔袭川南围堵的新情况，原定占赤水河下游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病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中央红军从1月29日起，开始了长征中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穿行于川、滇、黔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800余里，水流湍急，滩多浪大，宽处有三四百米，窄处一二百米。

一渡赤水，改向札西。

从29日凌晨开始，中央红军除以少数部队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纵队踏着浮桥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待机北渡长江。这时，川南剿总潘文华部36个团部署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长江，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因此，中央红军三路处处受阻，不断有战斗。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依据新的敌情变化，认为不应恋战，寻找薄弱地区，以待时机。各军团奉中革军委2月3日电令分别避实就虚，摆脱了川军，进入了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赢得了主动权。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于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老街江西会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下一步进军方向。毛泽东在发言中，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条：“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2]他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其理由是：应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中革军委随即发布各军整编命令，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从扎西地区开始整编。

二渡赤水，重占遵义。

在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时，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2月2日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为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10日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队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央红军于11日分三路由扎西调头东进，争取东渡赤水河的先机，准备以薛岳兵团及黔军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惟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同时，把停止北渡长江计划和改在云、贵、川地区创建根据地的设想电告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中央苏区军分区。

中央红军于18日到21日，分别由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回师黔北。使敌人在滇东北地区“一鼓荡平”中央红军的企图破灭。毛泽东在司水县四龙场出席红三军团干部会，作战斗动员报告，号召大家要提高消灭敌人的勇气：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毛泽东经过调查摸清敌情后，同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红军进攻桐梓和娄山关以南之黔军，乘胜夺取遵义。中央红军经过激烈战斗，先占桐梓县城，再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28日重占遵义，接着又歼灭前来增援的薛岳两个师。此役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发挥运动战的威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和王家烈的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陈云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道：“红军占领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关隘娄山关时，王家烈部西师人马向我们扼守的关隘发起进攻。我们大大加强了两翼的守备，守住了阵地。当王家烈部逼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敌人主力被歼，只有少数敌人溃逃。当晚我们重又占领遵义城”。第二天，吴奇伟部又从另一侧向遵义城发起进攻，但我们从战胜王家烈后早已做好战斗准备。我们把两翼的部队埋伏好，只等敌军前来进攻。早上8时战斗开始打响，到12时，吴部已被我军团团围住。敌军大部被缴械，只有一小股敌人乘汽车向贵阳方向逃窜。”“因此，我军在桐梓与遵义之间歼敌整整4个师。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提高了红军在湘、川、滇、黔四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民众感到红军实力强大。……老实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打敌人的地方武装，而更喜欢打南京的中央军，因为中央军富有得多，战利品也丰厚的多。我们每歼灭一支中央军，通常可以缴获大批粮食、被服和弹药，而地方军阀就穷得多了。（笑）”^[3]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登上娄山关顶部，极目四望，感慨万千，有感于娄山关战斗胜利，在“马背上”吟成《忆秦娥·娄山关》的词章：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担负阻击任务的红三十七团，采用声东击西办法诱敌牵敌，把川军9个团兵力牵制了6天之久，有力地保证了遵义战役的胜利。指战员兴奋地说：“毛主席指挥真英明，我们在这里‘牵牛’，兄弟部队在那里‘宰猪’呢！”遵义战役大捷，也震惊了敌军营垒。王家烈因损失惨重，痛心已极，负荆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暴跳如雷，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一方面乘机可将王家烈拉下马，一方面写信给吴奇伟，勉励他“雪遵义失败之耻”，要他今后“对飘忽无定之共军作战要慎重”。

三渡赤水，“牵”国民党军西进。

蒋介石并不甘心遵义战役的失败，3月初，直接飞往重庆“督战”，电令驻川、黔各军在乌江设防，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地区。

中央红军主力于3月5日凌晨由遵义地区出发西进。毛泽东、朱德率前敌司令部离开遵义，前往鸭溪。10日，在苟坝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的计划，大家一致主张打，惟有毛泽东不主张打。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周恩来后来回忆说：(https://www.xing528.com)

“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4]

这样，会议又决定不打打鼓新场。中革军委给一、三、五军团发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的电报，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严重损失。毛泽东从这件事中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比较好。于是，他向党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提出，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集中，建议军事指挥成立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张闻天采纳这个建议，经过中央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周恩来任团长^[5]。

这时，周浑元纵队三个师在仁怀县鲁班场，构筑工事，准备作战。中央红军为突出各路敌军即将形成的包围圈，在长干山伏击吴奇伟纵队未成，西移进攻鲁班场之围敌。15日晨，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分别向鲁班场攻击前进。但因敌固守阵地，占据有利地形拼命顽抗。红军的运动战特长难以展开，激战到下午五时，仅在局部取得一些胜利，整个战况无大进展。中革军委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按计划向赤水河上游转移，进一步调动敌军西进。

在红军工兵连提前准备好浮桥的基础上，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中央红军分别在茅台上下三个渡口，大摇大摆，从从容容，渡过赤水河。毛泽东走上浮桥，赞扬说：“工兵连有办法。”又说：“好，我们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6]

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西进，公开摆出要北渡长江的架势，以迷惑蒋介石视野，而大部队在赤水河东岸山沟森林里隐蔽集结以待时机。

蒋介石依据飞机侦察得来的情报，果然中计，以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立即急调中央军、川滇黔各军速向川南古蔺地区合力“追剿”，20日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川、滇、黔各军奉命迅即向赤水河以西奔集而来，这样，就达到了我军三渡赤水的战役目的。

四渡赤水，威逼贵阳。

在国民党各军再次纷纷扑向川南集结而尚未形成包围的时候，毛泽东等却决定东渡赤水河，杀回黔北。中革军委于20日指示红一军团领导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赤水河。”^[7]命令一军团立即派出两个先头团，带全部工兵连，夺取太平渡、林滩两个渡河点，并各架两座浮桥，留一个团在镇龙山，继续伪装红军主力，向古蔺游击，以迷惑敌军。当天下午，党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出《我再西进不利决定东渡》的指示，指令各军团首长要坚决与迅速组织渡河；“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8]

中央红军除第五军团担任后卫阻击敌人，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西进迷惑敌人外，于3月21日晚至22日晨全部秘密神速地再次东渡赤水河。接着，经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田（今花茂）等地挥师南下。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不仅使蒋介石在川南围歼红军“在此一举”的幻想破灭，而且更使他惊慌失措，他认为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于是，急令各军向遵义地区开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针对上述敌情，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出敌军的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军委令九军团分两路向长干山、枫香坝活动，伪装主力钳制周、吴两纵队，掩护全军通过敌人封锁线向乌江开进。一军团先头第三团在乌江大塘架桥成功，随即渡江消灭南岸守敌。30日到31日，中央红军主力于大塘、江口、梯子岩三个渡口胜利南渡乌江，红九军团因牵制敌军未能赶上渡江，留在乌江以北与敌周旋。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一下子把国民党的各路围堵大军的大部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赢得了主动。红军一部向黔东佯动，并在清江上大摆搭桥架势，大部直逼贵阳。总参谋长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9]

陈云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的报告说：“强渡乌江是西征路上极为艰难的一次行动。如果按原定的路线直插乌江，我们就根本渡不过江。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城时，由于敌人预计我们会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合，早已在黔东北重兵设防。我们也就往这一方向派出部队，作出欲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的姿态。而我军的主力这时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发。一夜之间，我们架起三座浮桥，全军顺利渡江。应该指出，乌江波涛汹涌，水流湍急，流速达每秒钟3米。江中险滩林立，没有一条渡船”。“在架桥技术方面，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把普通的几股铁丝拧起来，将拧成的铁索两端分别固定在江西岸，然后在上面横铺木板，一座浮桥便架成了。”“我们扎了许多竹排，红军全体官兵就是用这些竹排渡过乌江的。”^[10]

“我军主力都向南面推进，绕过贵阳，经黔南又迅速折而向西。如此一来，所有的敌军——湘军、黔军和中央军都被我们抛在了后面。”^[11]

这时，蒋介石偕夫人从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几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对红军实行前堵后追。但是，他并不能阻止中央红军的奋勇前进，红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前锋直逼贵阳，甚至到达城郊，蒋介石惊惶失措。他的随从“高参”晏道刚后来回忆写道：

“四月五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绥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是夜蒋泻肚子，遗屎床上，宋美龄伤风发烧。次日一早侍从副官蒋孝镇挨蒋大骂，责怪不该让他住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对我说：‘他受惊了怪房子’。”

这是蒋介石随从高参晏道刚提供的密闻，兵临城下吓的蒋介石屁滚尿流的真实写照。

但是，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却说：“毛泽东既不懂战略，又不懂策略，并企图实行反对‘一切’的极‘左’的机会主义方针，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这种双重错误，使红军遭到了蒋介石和地方上各派系的联合部队的攻击。”^[12]这是指“四渡赤水”之战。

事实并非如王明所说的那样。在“四渡赤水”中，毛泽东抓住战机指挥遵义战役，取得了歼敌两个师又8个团计3万多人、缴枪20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的大胜利。诚如毛泽东所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完全按着毛泽东指挥的行动了。红军利用蒋介石调离云南滇军的有利条件，直插云南西进，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

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机动作战，调动敌人和打击敌军，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军各部之间，最终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的计划，实现了渡长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威武雄壮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毛泽东不仅是智谋双全的军事家，而且是胸怀全局的战略家。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四渡赤水，是我戎马一生中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