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历史选择与遵义会议

第三节　历史选择毛泽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国民党黔军必守之地。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各军团奉命分别进占以遵义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红二师进攻遵义。1月7日，黔北重镇——遵义宣告解放。9日，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侦察的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的报告，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休整和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提供了条件。

遵义会议会址

通过中央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毛泽东逐步地团结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独立自主地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进遵义城，立即向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1]

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一起讨论问题，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议是黎平、猴场会议的继续和扩大，不可避免地有一场激烈争论，会前开展了活动，以争取支持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他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即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共20人。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毛泽东

张闻天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秦邦宪

王稼祥

刘少奇(www.xing528.com)

邓　发

何克全（凯丰）

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正如陈云在《回忆长征前后》一文中所说：“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军事问题。只记得当时毛主席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讲到的那些。毛主席说：‘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博古在会上说：‘要考虑考虑。’毛主席说：‘我赞成你考虑。但你要考虑的不是继续留下，而是把职务交出来。’会上大家都发了言，一致拥护毛主席。”^[12]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13]

凯丰在会上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以他自己教条主义思维逻辑，来武断地指责毛泽东照书本打仗。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做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14]

遵义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有同志提出“三人团”取消，成员都下。经过3天热烈讨论，会议还作出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5]

正如陈云所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6]

后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写道：“有一次，爸爸给我讲起遵义会议时，他说：那晚，你妈妈（指贺子珍）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绷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遵照会议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等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所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后，同受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迫害的刘少奇，找博古谈话，要他接受同志们批评，承认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权力。博古此时不承认军事路线错误，顶着不交权。凯丰还找人开会，说遵义会议是“宗派会议，宗派报复”，要博古不交权。当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还坚持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军事也不成。他一面不交权，一面还要等着瞧。

遵照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再行分工。在酝酿过程中，周恩来认为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理所当然应归毛泽东领导；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17]常委会分工决定，由洛甫替代博古负中共中央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接着，建立以毛泽东为核心，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由周恩来担任组长。

遵义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暂缓解决，且在决议中还写着它“是正确的”。这并不等于说新的党中央仍要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并不等于正确的政治路线还没有开始。事实上，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地区，就开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筹款扩军，建立苏维埃组织——革命委员会。并且根据新区特点，在实际工作中已经纠正了以往的过“左”政策：在城市，仅仅没收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保护中小工商业，不乱派捐款；在农村，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分配浮财，而对富农则不动；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对少数民族头领的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正确的，使得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说：“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容光焕发地继续行军。精神面貌改变了，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18]也就是说，遵义会议随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端正，正确的政治路线也随之开始了。如果说党中央的思想路线正确，而政治路线错误，那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也只有新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是正确的，才可能率领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击，才能继续胜利地长征。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开始，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