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审时度势挽狂澜！

第一节　毛泽东审时度势，力挽狂澜

中央红军准备战略大转移是秘密进行的。毛泽东在于都，按周恩来长途电话要求，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于9月20日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东岸10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在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这份电报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也许是这份电报，促使中央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考虑对共产国际有个交代，才决定毛泽东随工农红军转移。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向毛泽东透露了这个信息。毛泽东立即向最高“三人团”提出，要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战略转移，并得到了批准。但是，其他政治局委员仍被分散到各军团去指挥工作。如果毛泽东不争取到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那么，纠正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挽救党和红军危机要困难得多。这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前的一个小胜利，为以后一步一步战胜博古、李德等错误主张提供了前提。

正因为红军战略大转移是秘密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尽管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往哪个方向突围。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主力8万6千余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西转移。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的第一道封锁线部署的兵力并不强。10月21日夜间，红一军团在赣县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围。到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这里较顺利地通过，与粤军陈济棠达成“可借路”的协议不无关系。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中旬，中央红军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立即部署重兵“追剿”和堵截，妄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形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2]但是，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招来了严重后果。(www.xing528.com)

中革军委于11月25日下发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的命令，这就是国民党军重兵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毛泽东在激战中随军委纵队从花村渡过湘江。

尽管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破灭，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时，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指战员也开始思考问题，考虑这惨重损失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的《回顾长征》写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毛泽东见到红军损失过半的惨景和指战员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会被他们搞个精光的。于是，他决定公开出来提意见，纠正领导错误。他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不能按原计划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因为，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报告过王明、共产国际的，所以博古、李德是非坚持不可的。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就准备同博古、李德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了。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为拨正红军的战略方向，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角逐。也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战略转变前的三次预备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