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险些错过长征-毛泽东与王明

第四节　毛泽东险些不能参加长征

在逆境中，毛泽东坚信共产主义、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抓紧一切时间，阅读马列主义著作，总结革命经验。

国民党蒋介石从1933年下半年起，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国民党军100万，自任总司令。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28日进占福建黎川。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是，中共中央用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却亲临前线，完全依靠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指挥作战。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却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实行所谓“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冒险方针。

李　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Braun），德国人。

毛泽东虽然被排斥在红军的领导之外，但仍然十分关注第五次反“围剿”。他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集中红军主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然而，李德、博古等并不接受，继续实行消极防御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节节失利。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没有从战略决策上进行检查，反而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说要找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他们追查萧劲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责任，说他是退却逃跑，主张处以极刑。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因为从根本上说，他同罗明和萧劲光执行的同一条路线。”^[8]可见，这件事矛头也是对着毛泽东的，是杀鸡给猴看的。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没有被处极刑，但仍被判处五年监禁徒刑，并开除党籍和军籍。萧劲光被关押后，毛泽东派贺子珍前往探视，并转告萧劲光说：黎川失守是整个指挥部署问题，“你应该撤退，做的对”。^[9]萧劲光被关了一个月后，调到红军大学当战术教员。

这时，出现过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东北失地”，“打倒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10]在这以前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转入福建，讨伐十九路军。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王明、博古和李德继续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这些中间派力量看成“最危险的敌人”，又害怕红军主力向苏浙皖赣地区突进会造成中央苏区的丢失，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败，红军也因错失时机而无法打破敌军的“围剿”。

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同王明、博古“左”倾教条宗派的军事指挥作不懈的斗争。凡出席会议，他就发表意见，力陈自己军事上“积极防御”主张，即使自己意见被否定也不屈服，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组织上服从，意见上保留”。毛泽东在有关正确与否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这弄得博古、李德很难办。战况越来越危急，战略战术上仍有分歧。于是，他们想把毛泽东当做生病，送到苏联休养。

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赴莫斯科准备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其实，毛泽东、周恩来当时根本没有病，只不过是编一个借口把他们送出国外而已。如果毛泽东真的要到莫斯科，那就要威胁到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所以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能忍辱负重；“这么大的人物来”，安全“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11]

博古、李德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不让毛泽东同工农红军一道长征。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不断失利，尤其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破，这危及到整个中央根据地的安全。心系全党和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再也不能在家闲着了，于是向党中央提出到南线视察。党中央同意毛泽东去南线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同时立即组织一支小分队前往监视，要他们随时报告毛的活动。

4月下旬，毛泽东带着几个随员前往南线，视察并指导工作。毛泽东等前脚去，监视小分队后脚就跟来。他坐冷板凳3个月后又得到一次工作机会，心情还是愉快的。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毛泽东在省军区的支持下，把监视小分队调作他用（后来，分队长受到处分）。

毛泽东要二十二师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是何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何道理不能大量消灭敌人？总之，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消灭敌人一部。最后还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红二十二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军事上，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在地方工作上，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在听取干部的情况报告后指出：要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米出口，在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的那套洋办法，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12]

毛泽东身处南线会昌，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防御。他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进，不是突然”；提出“目前我军对西岸联防队及协白军的，应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黑夜接近，拂晓攻击，包其一部，打其援队”；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一天清晨，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何长工和潘汉年10月初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初次进行了3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

6月下旬，毛泽东从会昌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从国民党军力配置的全局出发，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向另一方面改取战略进攻，而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6000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www.xing528.com)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只剩下战略大转移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急如焚，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这正符合博古、李德教条宗派最后排毛的心意，于是获得了同意。9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至赣南省委、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这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左”倾教条宗派已决定不带瞿秋白、毛泽覃、何叔衡走，也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13]

这大概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不该断送在王明、博古、李德这班教条宗派的手上吧！

毛泽东从1931年赣南会议受打击开始整整4年内，处境十分艰难。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被剥夺了党权、军权和行政权，甚至被凉在一边，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党内的王明、博古教条宗派。

毛泽东在这些受屈的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记述说：“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14]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整田运动的领导上，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调查工作中，都竭尽全力在许可的范围内做出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做了经验总结，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注释】

[1]亮平：《经济建设的初步总结》，1933年9月30日。

[2]《红色中华》，1933年3月6日。

[3]《中央政府通告第二号》，1933年7月20日。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页。

[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6]第二次全苏大会准备委员会：《选举运动周报》第1期，1933年8月25日。

[7]加里宁，是当时苏联国家主席。

[8]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现代史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45页。

[9]《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

[10]《人民代表大会口号》，《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11]吴亮平：《为真理而斗争的一生》，《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12]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页。

[13]《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一），《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