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带错负责查田运动改为了*毛泽东带错主导查田运动的结果*

第三节　毛泽东带“错”负责查田运动

在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下，毛泽东负责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同时，又负责开展以反对封建残余势力为目标的查田运动。这是根据临时中央的要求进行的，他们想通过查田运动全面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所以，毛泽东的工作显得特别艰难，既要抵制“左”的土地政策，又要把漏划的真正的地主、富农查出来。

当时，中央苏区的土地状况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拉锯式作战中，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比较充分，土地已得到合理分配；有些地区因为工作比较匆忙，只靠少数人来做，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把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向他们分析清楚，因而在划分阶级成分和分配土地中存在不适当的地方；还有少数地区，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政权和群众团体被一些改换面目的封建势力代理人把持，土地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临时中央已在中央苏区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种“左”的土地政策，并试图通过查田运动来全面推行。1933年2月1日，毛泽东还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时，就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发出“左”倾的第二号训令，号召苏区会昌、石城等县8月“重新分田”和“查田”，“限2月内全县田园，必须彻底分好，要使豪绅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农分不到一点好田”。

毛泽东回到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对查田运动采取经过调查、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的做法。3月，他就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乡做试点工作。6月1日，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苏区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训令特别强调发动并依靠群众的问题：“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份，通过这些成份，没收这些成份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当然，训令中也有不得不说的“富农则分比较坏的劳动份地”等话。第二天，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特地指出：“党和苏维埃政权过去对于土地问题解决的不正确路线（如‘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等），在许多区域中，土地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训令》和《决议》唱的不是同一个调。博古在1943年11月讲到：查田运动，意见针锋相对，“使毛不能工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查田工作是何等的艰难。这大概就是临时中央所确定的在批判中使用毛泽东的原则吧！

为了指导查田运动，毛泽东于1943年6月17日到22日在叶坪主持召开瑞金、会昌、长汀等8县的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6月下旬，又在叶坪召开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接着，江西、粤赣、福建等省也分别召开所属各县的查田运动大会，深入动员，并作出行动部署。这样，查田运动就开展了起来。

当查田运动在面上推开时，毛泽东十分注意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在新发展区域，中心问题是建立革命政权和没收分配土地；在斗争深入区域，中心问题是改良土地，发展生产；在斗争落后区域，也就是介于上述两种阶段时，中心问题是查田查阶级。七八月间，查田运动已全面展开，取得很大的成绩，土地分配状况得到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革命战争。但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不少地方把富农的家产全部没收了。

针对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间发表了《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他肯定了查田运动取得的成绩，特别介绍了瑞金壬田区的试点经验；同时指出“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是“‘左’的机会主义倾向”；“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犯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和行为”。

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纠正和防止实际工作中发生的偏向，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6月下旬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并通过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加以公布。前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以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后一篇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还有贫民、知识分子、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等20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15%；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等。(www.xing528.com)

这两个文件，是同“左”倾教条宗派斗争的结果，具有原则上的明确性和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发表以后，很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左”的错误开始得到纠正。但是，却遭到在莫斯科王明的反对。他在听取高自立汇报后说：“分析阶级是害死人的。”

比如：胜利县原来划定的地主、富农有2116家，10月间根据两个文件进行复查后，有1300多家改为中农和贫农；会昌县乌迳区，由富农改划为中农的有35家，改划为贫农的有4家，由地主改划为富农的有18家。

毛泽东恢复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后继续挨批，但他能相忍为党。在他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期间，在“左”倾中央许可的范围内，领导中央苏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查田运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相当程度地打破了国民党经济封锁，改善了中央苏区人民的生活，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前线的革命战争。

然而，这些成就却受到王明、博古等“左”倾教条宗派的批评与指责，把毛泽东提出正确的查田运动的路线和政策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

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推向顶峰。会议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号召全党“集中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又把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指责为“富农路线”，以便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王明说“毛（泽东）不到会不对，恐怕是政治病。”由于共产国际干预，没有把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搞掉，反而把毛泽东提为政治局委员。其实，党中央为王明、博古所控制，毛泽东仍无实权。紧接着，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虽然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却不再担任有实权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改由张闻天担任。这样，毛泽东担任的行政领导权又一次被剥夺了，留下一个签发文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空架子。博古得意地对张闻天说：“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7]

但是，王明、博古他们并不就此罢休，还要对毛泽东进行批判，以肃清他的影响。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会后，人民委员会发布反对“左”倾冒险的第一号训令，就是批判、指责毛泽东。训令提出：“在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中，必须坚决反对拿‘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训令规定：“在暴动后查田运动前已经决定的地主与富农，不论有何证据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为无效。”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害。”这样，使查田运动又重新走上了“左”的轨道，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中央苏区社会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