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领导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3月电报：“对毛泽东，必须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并给予同志式的劝导，使之完全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局的领导下主持领导工作。”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尽管心情不愉快，还是以很大的精力来负责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那时候，中央苏区大体上有300万人口，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机关工作人员约10万多，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原来担任《红色中华》主编的王观澜回忆道：“生产如何发展？与战争如何结合？战争第一，生产、生活如何办？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些问题不解决，革命战争能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消灭中央苏区，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使中央苏区军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造成经济枯竭，无法生存下去。1932年起这种经济封锁更加紧了。“企图建立纵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锁网，在苏区周围设立食盐公卖局，限制每人每天只买盐三四钱，每月不得超过一斤，把群众的粮食搜掠到反动的堡垒里去。”[1]严密的经济封锁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大：“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出来的稻谷、花生、大豆等农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而苏区的食盐、洋布、煤油、西药等工业品，十分奇缺，价格越来越高。”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红军的给养。
中共临时中央一些“左”的经济政策，导致到1933年春夏，中央根据地经济严重恶化：工商业凋零，食盐、布匹、药品等日用品极端缺乏，价格昂贵，部分地方因缺粮而发生饥荒。
这便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严峻局面。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毛泽东先从健全领导机构着手。1933年2月26日，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常委会决定：“为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以适应革命的发展，议决呈请中执委批准设立各级国民经济部，并委任邓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2]3月23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的转变。”4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成立，下设设计局、调查统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国营企业局和对外贸易处。7月20日，毛泽东、项英等签发中央政府通告，强调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一重大任务，是迫切摆在整个苏维埃与广大工农群众的面前。”[3]
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运动，全面部署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召开两次大会：一次是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8月12日至15日在瑞金举行；一次是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8月20日至28日在博生县（原宁都县）举行。这种经济建设大会，以前在苏区是没有开过的。
在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就是这个报告中的重要部分。
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把经济建设工作抓起来，动员群众加入到经济战线上来。指出：
“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之出口卖得高价，同时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苏区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使苏区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苏维埃财政收入，使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确切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是革命战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他明确指出，要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不行的，并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这两次经济建设大会召开后，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尤其是农业发展较快，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是当时苏区经济工作的一项严重任务。毛泽东等采取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必需品实行减税；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由于这些措施得力，沟通了中央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活跃和发展了苏区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此外，财政、金融、手工业、兵工厂、邮电、交通、医药、卫生等事业都有一定的发展。
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困难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毛泽东在总结了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明确指出：
“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4]
“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5]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总结的这些方针政策，不仅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实际上逐步形成一种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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