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苏区反对罗明路线

第五节　中央苏区大张旗鼓反对“罗明路线”，意在整肃毛泽东

中国历史上有个典故，叫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把它用在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因为他们以反对“罗明路线”之名，行进一步打击毛泽东之实。

博古一行于1月底到达瑞金，与先期到达的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等会合，标志着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在上海，组成临时中央时曾经明确过，搬到中央委员多的地方把总负责这个权交出去。然而，博古并不想把权交出去，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14]

博古他们通过批评、指责毛泽东在实践中总结的路线和政策，打击、排挤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干部和指挥员。有的指挥员因自己处于领导地位，只好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教条的“进攻路线”。

博古到中央苏区全面推行“进攻路线”的第一件事，就是声势浩大地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由于罗明不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宗派的“进攻路线”，而在执行毛泽东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罗明出福音医院，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得到大家的赞同。省委立刻派罗明为特派员到杭、永、岩一带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博古他们抓住罗明1月下旬向省委写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在2月15日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福建省委的决定，指责省委内“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撤销他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省军区司令员谭震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等，随后也被撤销职务。后来罗明回忆在瑞金受批斗的情形说到：“中央书记和我谈话说，‘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缘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这是你的狭隘的经验主义’。他还说，‘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尽管他们采取组织手段，高压政策，排挤打击干部，而下面各级党委仍然进行抵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影响这么大，是博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于是，他们横下一条心，立即在江西、在军队里都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决定把在长汀休养的毛泽东调回瑞金，实现上年11月10日中央局就提出的原则：“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就是说，要调毛泽东回瑞金一边工作一边挨批评，在工作中接受王明、博古“左”倾教条宗派的批判。

2月中旬，被晾在长汀休养了4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中央临时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带着贺子珍、孩子及警卫员一同回到瑞金，住在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叶坪村。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条件下重新出来工作的。

毛泽东一出来主持中央临时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员会的机构正常运转起来，解决各部的散乱问题，以实现打破国民党当局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任务。2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举行第三十五次常委会，决定：

一、议决对国民党军阀向苏区与红军的大举进攻大烧大抢及经济封锁（尤其是断绝食盐）的残暴政策，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一致的来粉碎敌人的进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将敌人烧杀抢劫及经济封锁的野蛮残暴政策归于消灭。

……^[15]

会后，毛泽东、项英等发布中央临时政府为打破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告群众书，号召苏区民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用一切力量帮助前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同时加紧春耕，设法输出本地土产、输入油盐洋布，并集股组织消费合作社，有组织地进行买卖，来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在中央临时政府各部工作开始正常运转起来后，毛泽东立刻抓紧督促检查，健全各种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计划，每月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如：责成教育部即日颁发各级教育部的组织纲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统；责成土地部立即检查各地的春耕运动情形；责成国民经济部即日起草组织纲要及目前工作方针等。这样，政府各部日益发挥起各自的职能作用。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命令他们强攻南丰的压力，率领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和草台冈先后打了两次成功的大兵团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2.8万人，其中包括陈诚的精锐部队，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巨大胜利。

博古等“左”倾教条宗派则不管形势好转与否，一个劲地反对“罗明路线”，继反对福建的“罗明路线”后，又声势浩大地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

反对所谓的“罗明路线”在江西，主要是批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什么要批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从实际出发，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几个中心县委书记曾在“赣南会议”上就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还反批评说：“中共中央领导是“洋房子先生”，针对他们提出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反驳说“我们苏区的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立三路线”等。以后，他们又依据实际情况，在军事上主张“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不赞成把敌人挡在根据地大门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张对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应当有所区别；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等。博古“左”倾教条宗派全面推行冒险主义路线，把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确定为推行“进攻路线”的障碍，“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

博古他们反对“江西罗明路线”不断升级，提高到反党小组织派别活动上来“残酷斗争”，使得毛泽东不敢同任何人接触。在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的高压下，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在宁都省委机关驻地召开了一个“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博古带着刚刚来到中央苏区的罗迈（李维汉）参加这次会议，对邓、毛、谢、古兴师问罪。李维汉后来写回忆录说：

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们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来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16]

在这次江西省委召开的有200多人参加的会上，博古等仅凭邓、毛、谢、古等人给毛泽东写过信，就诬称邓小平等不仅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17]罗迈代表中共中央局作《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

这次会议发动和组织与会者对邓、毛、谢、古进行一次又一次批判，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纯粹防御”、“退却逃跑”等错误，强迫他们承认是“反党小组织派别的领袖”。会上宣布撤销邓、毛、谢、古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当场下了他们的枪。然而，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在遭到“无情打击”后，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后来李维汉写回忆录说：“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曾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林伯渠，在延安回忆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境况，沉痛地吟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
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裁无情谈八股，
江西路线有罗明。

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十几年后，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到：

“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18]

毛泽东1936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

“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19]

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指向毛泽东，这是许多人都看得清楚的。这时，他的亲属都因受株连而遭到打击。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一直挨批，被撤职，要追查他的“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到红军大学学习。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的爱人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到中央党校接受批判。贺怡想不通，有时到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泪下。静静地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20]那么，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说：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21]这才使他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况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www.xing528.com)

1933年6月上旬，博古在宁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也可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认为上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恰恰是在受猛力攻击的“训令”的预定战场上取胜的，于是在会上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但是，博古根据参加宁都会议主要成员意见是对的为借口，在结论中重申上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被否定，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又一次病倒。宁都会议后，王明、博古“左”倾教条宗派的“进攻路线”，进一步打击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党、政、军干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注释】

[1]袁血卒：《宁都兵暴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见《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2]《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3]访问曾志记录，1987年11月。

[4]《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201页。

[6]任弼时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4页。

[8]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8～39页。

[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10]《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1998年第一版，第315页。

[11]见《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第39页。

[1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544页。

[13]《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4]《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15]《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17]《斗争》第12期第8页，1933年5月20日。

[18]秦邦宪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

[19]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页。

[20]《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21]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