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都主张在前方开全体会，但各自想法不尽相同。前方的毛泽东希望通过开会让后方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问题；朱德、王稼祥希望通过开会，使后方赞同前方的军事部署。后方中央局成员希望通过开会，使前方坚决执行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扫除执行“积极进攻”路线的障碍。周恩来既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又是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他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地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10月2日傍晚，任弼时等一行五人带着临时中央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和9月下旬中央关于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军事行动指示电等“进攻路线”的尚方宝剑，到达宁都北部东山坝乡小源村。
10月3日至8日之间，在宁都小源村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出席会议有来自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和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和决议，只有一份由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朱、王征求意见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简报》上的话说：“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我们从《简报》和其他材料中可以看出，宁都会议竭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和批评“积极防御战略”，在政治上讨论临时中央长信指示和红军行动指示电，在组织上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等问题。
1.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从“左”倾冒险的“积极进攻”战略出发，总结这年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工作，对几次战役作出错误估计，并错误地批判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和红军主力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
关于攻打赣州问题。在宁都会议前8个月，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曾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赣州，毛泽东一开始讨论时就不赞成。后来知道前线红军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伤亡严重时，他又顾全大局，中止休养，抱病下山，建议起用红五军团，并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在红五军团的猛力进攻下，红军主力安全撤围。攻赣严重受挫的事实已经说明，夺取强敌防守的中心城市的“进攻战略”是错误的。宁都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该攻打赣州。但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并非战略、战役方针有错；“攻赣本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这样，把未攻克赣州、反受严重损失的责任，归于毛泽东等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上了。
关于如何估计攻克漳州问题。赣州之役结束后不久，1932年春，周恩来在长汀组织领导、毛泽东在前线指挥红军东路军攻克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漳州。这一仗打乱了蒋介石调动粤军进犯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筹集了大批款项和物资。实践证明，打漳州是正确的。可是，中央长信指示却说：“在漳州占领的一个月内，红军中的政治领导的同志没有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时机与良好环境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而集中一切注意于筹款，这种教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9]宁都会议主要从战略方向上提出指责，如《简报》所说：“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
关于发展战略方向问题。毛泽东早在3月中旬赣县江口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就主张，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方志敏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广大地区，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然而会议未予采纳。但毛泽东仍坚持这个发展战略方向，后来在给项英的信中曾提出早应向赣东北发展的批评。项英在讨论中揭发批判了这个问题，一些人也指责这是“向偏僻区域发展”、“上山主义”、“东北路线”等。会议《简报》是这样写的：“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指出这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
会议还批评前线同志从实际出发，在取得乐安、宜黄胜利后不硬攻南城而改为发动群众的正确部署。
2.会议经过讨论，“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责前方同志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批判毛泽东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会议开始讨论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方针指示电时，意见并不一致。周恩来结合前线实际作如何贯彻中央指示的报告，解释前方致后方的电报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的基本观点，这是从“敌强我弱”这个实际出发的，是符合前线客观情况的。事实上，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也是在四个月以后的事。
但是，后方来前方开会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表现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不同意周恩来在报告中“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说他的报告连“积极进攻”的字眼都没有。后方同志更集中地反对毛泽东的所谓“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指责他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并且把红一方面军在历次反“围剿”中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斥之为“守株待兔”。会议“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也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周恩来作会议结论：中央局全体会议“一致接受中央指示信”和“一致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指出：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敌人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后方同志“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但“集中主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会后，后方同志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不满：“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
3.讨论毛泽东调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问题。
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毛泽东被指责为犯了“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后方同志以“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为由，“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周恩来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10]，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议取消“最高军事会议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上，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调毛泽东回后方。会议经过相当困难的讨论，因大多数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方案，留前方助理。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来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若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表现出毛泽东忍辱负重、相忍为党的崇高品格。(www.xing528.com)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中共临时中央收到9月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于10月6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的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致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则提出：“泽东可调到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中共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结束，毛泽东已经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还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来电，重新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就此发布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11]
同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个被剥夺军权的会议，是缺席裁判的，也没有派人来谈话一个钟点、一分钟，并且不通知。毛泽东后来批评了这样的做法，这完全是一种傲慢气焰咄咄逼人的反历史的“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宗派路线占了上风，错整了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是，毛泽东始终坚持原则，不承认错误，不作检讨，这从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提问的电报中可见：他仍不同意中央的“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这份电报还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这就引起了即将进入中央苏区的临时中央以极大的关注。
于是，临时中央把毛泽东坚持正确原则提高到路线上来批，并进一步从组织上剥夺他的一切工作权利。11月上旬发的《中央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长期斗争中尤其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一套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加以批判，要“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把执行积极防御战略的指挥员和干部指责为“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要加以排挤和打击，以扫清推行“进攻路线”的障碍。“指示”最后一段写道：
“（五）关于与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重复说：
（甲）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乙）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
（丙）争取领导的一致，这是斗争成功的前提。迅将一切情形电告，勿使我们处于是已成事实的后面。”[12]
这就是说，临时中央不仅改变了宁都会议原先决定的毛泽东“必要时到前方”助理军事指挥，而且又改变了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一切工作的权利，长期“晾”在长汀福音医院了。
毛泽东一到福音医院，就去探视此前来这里住院分娩的妻子贺子珍。他在医院里休养，同受“左”倾冒险主义打击排挤的周以栗、陈正人在一起。他们三人并没有沉沦下去，而是回顾革命的过程，总结革命的经验与教训，确认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谈，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13]
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再呆下去，只得到中央苏区来。当博古等到了长汀时，同行中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这位年仅26岁、没有任何斗争经验的博古，高傲地没有把开创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放在眼里，居然伸出小指头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这完全是高傲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先给毛泽东一个“下马威”。这表明，博古他们进中央苏区是要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来向毛泽东等正确路线兴师问罪的。可见，毛泽东的处境将更困难，日子将更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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