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在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在临时中央政府工作范围内仍为红军的发展做工作，指导宁都暴动和建立红五军团。
赵博生
董振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到1个月，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不到3个月，前来中央苏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发动了宁都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和隐藏在二十六路军里中共秘密特支领导下进行的。像这样一支有着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成建制地投入红军，从内战开始以来未曾有过，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内的巨大震动。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大革命时期，刘伯坚、邓希贤（即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西北军工作过，党的主张在这支部队里有一定影响。中原大战中冯玉祥失败，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的进剿。在作战过程中，许多官兵受到红军的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我国东北，又引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义愤；蒋介石对第二十六路军的处处歧视和压制，更激起他们的愤慨。宁都起义后不久，季振同曾对萧劲光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
12月上旬，毛泽东得知第二十六军即将起义的消息，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针对中央代表团一成员提出的争取一个旅起义的主张，要求尽量做好工作，争取组织“全部暴动”。11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会见第二十六路军内中共特别支部代表袁汉澄（即袁血卒）。袁血卒回忆写道：
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领我去见毛主席。我和刘伯坚走在后边，我轻声问：“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学的军事？”我接着又问。伯坚同志敬重而郑重地答：“噢，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没进过军事学校，但他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熟读兵书，军事上料敌如神。几次苏区反‘围剿’的胜利，就是在他指挥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远瞩，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卓越的见解。”
毛主席的住处陈设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上除了笔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第一句问话是：“汉澄同志是地下党员吧？”“是。1927年在西北军官学校入的党。”
随后，毛主席问起地下党的情况。刘伯坚同志插话说：“我在西北国民军时，赵博生、董振堂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们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毛主席称赞说：“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产党合作的。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爱国主义是个重要的基础。”(www.xing528.com)
毛主席……随后把话题引到了暴动问题上来，他说：“军委会昨天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和策略，都很好。汉澄同志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听主席这样一问，我一时回答不上，脸上有点发烧，稍停一下，坚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吗？”显然主席要问个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扼要汇报。
毛主席点点头说：“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要力争实现。这全靠我们党做过细的组织工作。”停顿了一下，毛主席又说：“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们能把二十六路军这支反动武装争取过来，那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有重大意义。”[8]
毛泽东主席11日会见袁汉澄等，起了很积极的促进作用。
12月14日，第二十六路军1.7万人在宁都宣布起义，带着2万多件武器，开入中央苏区。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十五军军长。
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负责指导红五军团的建设工作。在红五军团，同其他红军一样，建立政治委员制度。他找即将就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说：“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办事，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办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军官，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9]他又对即将就任红五军团十三军政治委员的何长工说：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10]经毛泽东批准，中革军委从红军中选派了一些有改造旧军队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干部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程子华、朱瑞、唐天际、赖传珠等到红五军团工作，并任命刘伯坚为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红五军团中原有的进步军官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批准董振堂入党。当董振堂得知被批准入党时，将3000多元（光洋）私人积蓄全部交给党。军政委何长工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董振堂却坚持全交，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毛泽东还找在宁都起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军官季振同、苏进、卢寿椿谈话，详细了解情况，批准他们3人入党。卢寿椿随后担任了红五军团第四十三师师长，苏进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师长。
对红五军团广大官兵，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教育，毛泽东十分重视。他派出文艺演出队到红五军团中去演出，并对演出队的负责人李伯钊、钱壮飞、胡底说：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是为军阀打仗，现在是要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当红军，要想尽各种办法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牺牲，为谁送命。李伯钊等按照这个主题，编了一个《为谁牺牲》的戏，反映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的悲惨遭遇，在红五军团各军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关于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建立，周恩来后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宁暴时毛泽东领导争取五军团干部”。[11]从红五军团后来参加历次战役时在战场上的表现来看，说明对这支部队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宁都起义胜利和红五军团诞生，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红一方面军由第一次反“围剿”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现在的6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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