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1931年9、10月间，苏区中央局红军总前委陆续收到由王明主持起草的《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8月30日，也称中央九月指示信）、《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同年9月20日）和中共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四号电——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同年10月）等竭力推行以“城市中心论”为特点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文件。他们虽然在原则上肯定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所取得的胜利和“伟大的成功”等，但对共产党领导下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上都否定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人民和红一方面军的伟大成绩，并且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央苏区是“富农路线”，是“游击主义”，是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要求中央苏区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必须占领一个两个较大的城市，要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所谓“阶级路线”，要在党内加紧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总之，“要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列宁主义的强固性去执行国际与中央的一切指示，去改正一切错误，去反对一切不正确倾向，而为国际路线斗争。”
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1]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并坐在主席台中间。这次会议，积极贯彻执行临时中央九月指示信，正如中央代表团起草的《政治决议案》所说，“一致认为这指示信所与中央苏区的批评与其所提出的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其实在根据地建设、军事武装、土地革命路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提出要防止不顾根据地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维俊等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说明根据地现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群众是拥护的，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中央代表团不顾根据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坚决贯彻王明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围绕中央指出的中央苏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这一条，开展各方面的具体批判与指责。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凭借中央路线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威力，通过了中央代表团成员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在思想理论上，他们把毛泽东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实践经验指责为“狭隘经验论”。说道：“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有了不少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2]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们照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主张。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3]
在根据地问题上，他们把“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当作右倾保守来批判，要求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以及赣南的零星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4](www.xing528.com)
在军事方面，他们指责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军队及地方的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决议写道：“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由各军政治部管理。”[5]还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几个决议案最后都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6]实际上，这是不点名的对毛泽东的强调党对红军领导等进行批判。
赣南会议贯彻执行王明主持下起草的党中央8月30日《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信》，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展对“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这个会议切实贯彻了王明起草的中央9月20日——《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各军必须开始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决议强调：“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党必须对他们作思想上与组织上的斗争”。这个决议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大打其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他们还准备撤换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又觉得他上台才几天，换掉他也可能不妥，待周恩来到达后再说。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还不够。在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汇报时，临时中央常委认为：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中央区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是“民粹派的观点”等。接着，临时中央连续发出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的文件，如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5月20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央指示电批评“赣南会议”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指出：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这就明显地预示着，中共临时中央要进一步推进“左”倾冒险主张，加强对毛泽东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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