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破铁围 蒋介石“泣”
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失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2月初,他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湘、鄂、赣、闽四省“围剿”部队。4月初,蒋介石调集18个师加3个旅共20万人,投入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时,鉴于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变化,“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以“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为作战方针,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构成东西800里的弧形战线,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步步推进。
正在这个时候,即4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以王明为代表“左”倾中共派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中央根据地,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新到的代表团,一方面推行“左”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军事上不懂,也只得支持毛泽东、朱德的办法,对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还起了帮助作用。
在四中全会派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之前,三中全会派的中央代表项英已于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1月15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4月初到达宁都青塘,同苏区中央局会合,就不满意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认为项英是贯彻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精神的,于是,4月17日又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只开一天,主要是新代表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量,通过《接受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五个文件。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等的正确路线的开始,当然要完全贯彻下去需要有个过程。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等大多数人认为,敌军有装备精良的20万,而红军只有装备很差的3.5万,力量悬殊太大,对敌军严密包围难以打破,主动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央根据地以外的地方去;王明的教条主义者还引证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并且更提出“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高论”。还有一些人主张“分兵退敌”。毛泽东反对这两种主张,继续坚持就地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来打破敌军新的“围剿”,并力主集中兵力。他的意见与中央代表团相左,只得到朱德、谭震林的支持,在会上处于少数地位。所以,毛泽东提议扩大会议范围,继续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针问题。这个提议被采纳了。
这次扩大会议的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包括各军的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训令。毛泽东发言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虽多,但均非蒋介石嫡系,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供给困难,官兵恐惧同红军作战;红军则打了胜仗,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这次“围剿”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好,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会上,红军高级干部发言,慷慨激昂,坚决主张就地打破敌军的第二次“围剿”。这样,毛泽东等主张打的意见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使得这些刚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既不懂军事指挥,又缺乏对敌作战经验的中央代表,只得赞成打这一仗。
就在这个扩大范围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批驳了王明教条宗派的“山沟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周以栗批得最为有力。他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够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呢?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围剿”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毛泽东是从实际出发、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提出正确决策,发展了红军,扩大了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完全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对“下车伊始”者的当头一棒。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打不打的问题解决后,紧接着就是反攻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有些人主张先打在兴国的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十九路军便于红军的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毛泽东不同意这个打法。从此时起,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不久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入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主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1]
毛泽东还指出,从富田地区的王金钰部打起,向东横扫,可以在闽赣交界的建宁一带扩大根据地,征集资财,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青塘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同朱德立刻在4月19日签发命令:“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部队在龙冈一带集中完毕后,又向西推进20公里,在群众条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东固地区逼敌而居,沉着地埋伏了25天、隐蔽待机。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指挥红军下了一步险棋。
在东固时,毛泽东同中央代表团的王稼祥交谈,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历史和当时争论的问题,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这些历史状况的许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进而在军事上支持了毛泽东,任弼时也支持。他们转而对项英代理书记在军事上的见解有意见。
这一策略决定后,根据地军民一齐动员。根据地广大群众实行赤色戒严、封锁消息,筹集粮食、蔬菜等支援红军。3万多红军雄居东固山区,隐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从5月16日到31日,毛泽东同朱德指挥红军3万余人,自西向东横扫700余里,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和福建的建宁五个胜仗,歼灭“围剿”军20万中的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和大量的军用物资,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红军乘胜追击,解放了赣东、闽西的一些地区,中央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www.xing528.com)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狂妄气焰。在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声浪中,蒋介石跑到南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大骂其部属无能,不禁痛哭失声”。
毛泽东在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后,又兴奋地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权威人士指出:《渔家傲》词中的“有人泣”,就是指蒋介石。“为营步步嗟何及”,是讽刺蒋介石定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战术的破产。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蒋介石哭泣,并非小事。有些权威人士说过:蒋介石上台后,诡计多端,军事上也有一套,在国民党内谁也搞不过他,可他恰恰要败在毛泽东的手下。
红一方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村战斗取胜后,苏区中央局主要是中央代表团不再随军行动,留在永丰县龙冈做地方工作,传达和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推行王明“左”倾政策。为了统一领导红一方面军作战和战区的群众工作,重新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这样,毛泽东就既要对红军指挥战斗,又要领导战区的地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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