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与王明成果达成

第四节　党内贯彻四中全会决议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积极贯彻“进攻路线”和“反右倾”，致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不断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共中央文件要求白区工作进行政治罢工、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有的中央文件还要求“在五卅当天”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有的中央文件要求“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这一天，举行罢工与示威，在没有可能组织罢工的工厂中，必须准备开“露天大会，车间会议，代表会或者各种群众组织的会议”。^[7]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运动，虽然有个别中央文件提出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的口号，但绝大多数文件取消农民斗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直接提出组织农民暴动。1931年2月的中央训令对非苏区党部方面说：“各地党部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全国的农民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省”^[8]。有的中央文件还不顾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都要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这些中央文件的指示，下面党组织执行的只有极少数能胜利，绝大多数的“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和“张贴标语、传单”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或失败。

王明进中央政治局之初，还兼任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进行严重的教条宗派活动。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对坚决批评王明的‘政纲’是‘新的立三路线的原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进行‘无情打击’。同时，又点名要了一批干部，把上海的沪东、沪西、沪中、闸北和法南区的区委书记进行大‘调整’，有的调离或撤职，有的降为委员，据当时担任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说，从省委到上海的区委，因对王明不满而受处分的有20多人。”^[9]

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杨尚昆回忆说，王明这种“左”倾教条宗派，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工作上是命令主义：

“第一，工作略有起色，就夸大主观力量，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就是说在两个多月内，至少要增加到1.2万人，翻六番，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第二，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而革命力量异常薄弱的情况下，每逢革命的纪念日和节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罢工和游行示威，而且所提口号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第三，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强调‘打倒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中建立‘赤色反对派’。”“第四，……特别是8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中指责：中共不能在非苏区发动强大的运动是‘机会主义最危险的表现’，非苏区‘要全力以赴地组织强大的保卫苏区的群众运动，恢复和加强赤色工会’。这些‘左’倾的空谈进一步助长了王明的冒险主义。”^[10]

王明的这些“左”的做法，给国民党当局逮捕、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提供了便利条件和机会。敌人还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利用叛徒、内奸破坏共产党组织及革命群众组织。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6月，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被杀。7月25日，杨匏安等23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捕，8月上旬杨匏安等被杀害在上海龙华。顾顺章和向忠发被捕叛变，给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党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到上海郊区。

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在上海活动很困难，不得不离开上海。王明于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10日就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共产国际机关执行自己的职责，遥控指挥中共中央。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都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这个中央临时领导机构，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及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副书记，直接参加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决策。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指示，都由王明传达到国内。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都经过王明的审阅。这样，就形成了王明代表国际发号施令，博古在国内照令办事的局面。王明、博右“左”倾教条宗派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危害极大。

【注释】

[1]《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1931年5月10日出版，第66～75页。(www.xing528.com)

[2]《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15页。

[3]《布尔塞维克》第四卷第三期，第60～61页。

[4]载《党的建设》1931年1月25日第1期。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77～478页。

[6]米夫：《英雄的中国》。

[7]《中央紧急通知》，1931年10月18日。

[8]《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1931年2月。

[9]《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9页。

[10]《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