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第六节　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周恩来、瞿秋白带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先后回国，于1930年8月后半月陆续到达上海。他们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做了大量耐心细致工作，及时制止立三错误在各地贯彻，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条件。

9月下旬，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日常工作，李立三本人也在会议上开始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前往共产国际检查错误。这次会议对于停止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行动，巩固和发展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都起了积极作用；会上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表示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指示开始重视农村的“工农武装割据”。

周恩来

瞿秋白

王明一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准。他既知道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又知道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取得重大功绩，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把王明、博古等找去谈话，谈三中全会路线正确，你们不准反对。王明、博古等对三中全会不得不表示“拥护”。博古后来说过：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找我们谈分配工作，通报三中全会，“我说过同意三中全会，王明亦同意的”。

但是，王明、博古等又对三中全会不满，没有撤销王明、博古等因反李立三而受到的处分。更使他们难以容忍的是：瞿秋白不仅主持召开三中全会，而且会后还主持了中共中央工作。因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教条宗派，引起了王明等强烈不满。随后，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把此事歪曲事实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撤销了瞿秋白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正因为如此，王明、博古等有着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共中央的思想基础。

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8月3日政治局会议记录，才发现李立三有个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的狂妄计划，十分恼火，立刻把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指责他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接着，共产国际又接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知道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又很不满意，于是在十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明确指出立三的错误是政治路线问题，与共产国际政治路线是相对立的。

共产国际态度的变化，中共中央在上海毫无所知，然而当时还留在莫斯科的夏曦、何凯丰、陈昌浩等，从共产国际米夫那里知道了国际十月来信的精神。11月上旬，他们陆续从苏联回到上海，同时把共产国际确定立三问题是路线错误的精神，首先告诉了王明等。仅隔几天，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十月给中共中央来信（俄文的）又回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没有按组织原则及时把信交给中共中央，而是先给王明看了。博古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沈泽民将国际来信原稿交王明看过。

王明、博古以为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的时机已到，立即在他们教条宗派那帮人中互相转告，到处串连，准备在党的会议上，以突然方式，捅出“立三路线”问题，同中央对着干。他们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精神后，11月13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尖锐地提出：“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走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他们看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原件后，经过策划，又于11月17日联名给党中央写信，侧重点是标榜自己是反“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们向党中央提出强硬的三条要求：“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诬蔑和造谣！”同时，他们进行教条宗派串连活动，以没有撤销对他们的处分为借口，改变三中全会后曾经表示服从分配到苏区工作的承诺，仍然赖在上海城市里活动。同王明在一起工作的李初梨回忆说：“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王明、博古等去中央苏区。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国际来信以后，他们就不去苏区了。”^[8]

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连续于18日和22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检讨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问题。党中央在接受国际十月来信基本精神的同时，仍在维护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对于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动予以批评。周恩来针对王明等的教条宗派活动，强调指出：“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回国的），必须召集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瞿秋白在22日会议的报告中说：“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

12月1日，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中也对王明、博古拒绝党分配他们去苏区工作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并且指出：“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王明）、秦邦宪（博古）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现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9](www.xing528.com)

【注释】

[1]《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2]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3]毛泽东：《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1931年2月28日。

[4]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41页。

[5]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59页。

[6]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华文摘》1981年第5期。

[7]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8]《访问李初梨谈话记录》，访问者：曹仲彬，1984年11月4日。

[9]盖军、于吉楠：《陈绍禹是怎样上台的》，《党史研究》198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