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被捕、泄密、受处分：毛泽东与王明的事件

第四节　王明被捕、泄密、受处分

王明在《红旗》报当编辑时，于1930年1月12日，去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出席由上海工联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会议进行过程中，10多个巡捕突然闯进会场，将王明等20多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全部逮捕，押入老闸房。到了老闸房，警方当即讯问被捕人员的姓名、住址。王明报了假名，却供出了机关住址鸭绿路。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党中央在鸭绿路秘密办公机关的安全。

被捕的当天下午4时，“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等人就同他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他表示同意。王明随即从被捕的工人中找到铅笔和几张草纸，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当时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并对巡捕说按地址送到后给酬劳金14块大洋。他写信的目的，是通报他自己已被捕、关押地点和“简供”，请求营救。他还要巡捕向潘文郁要高介之的住址等。据当时在中宣部资料科工作的邵珍回忆说：

由于组织上通知我们赶快搬家，我不愿意搬家，埋怨了几句。王铁江他们才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我讲了。他说：“陈绍禹（即王明）去曹家渡开会，被敌人捉去了。后来他叫个警察送来了一封信，我把信收了。由于咱们机关暴露，所以中央决定咱们机关赶快转移搬家。”搬家前，我把一般的文件材料全烧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4]

王明为自己早日获释，让巡捕到中央秘密机关送信，暴露党的秘密机关，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

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后，于1月22日上午被解送到提篮桥监狱内特犯间。年关即将到来，一些工人难友因过年而想家、怕失业，有的怕引渡到中国的公安机关受酷刑等。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做过一些安慰的工作，教他们认字，也讲过一些反帝的道理。但在交谈中，他表示对上海工联会的极大不满，说在那么一个地点举行这样大的会议，文件一大堆，能不被破坏吗？这给工人造成对工联会的不信任感。王明还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并认作了乡亲。

2月4日下午，英租界当局宣布将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的上海警察局，下午7时解到。由于王明穿的是工人服装，个子较矮小，没有引起敌人的特别注意。敌人尚未发现王明的真实身份，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位安徽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了一个名字，就算有了保人，叫他2月18日上午出狱。(www.xing528.com)

出狱后，王明写了给米夫和中共中央两封信。给米夫的一封信，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王明这封信诡称在狱中遭到毒打，抱怨中共中央把他丢在脑后。米夫得知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他在给中共中央信中，赞扬陈绍禹的英雄主义和称他是英勇革命者的典范，指责李立三领导不给陈（指王明——作者注）安排重要职务。”^[5]另一封信，是王明出狱后第三天写给中共中央的，长达29页。信中汇报了一些情况，同时也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有“错误或疏忽”，但又极力为自己开脱。

中共中央没有因王明为开脱自己而不执行政治纪律。中央审查了他被捕的经过和他写给中央的信，查明事实真相后，于1930年3月16日给王明回了一封信，严肃指出他这次被捕“犯了几种重大”错误：其一，供出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影响机关安全”，“给一般同志以极坏的影响”；其二，让“巡捕送信到中央秘密机关”，违反了纪律；其三，“躲避自己的错误”，“没有在错误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其四，指出他所说“‘中央解决你的问题不要给取消派借口’，表现着你完全不接受中央批评的精神”。据此，中共中央决定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同时希望他能虚心接受批评，勇敢地改正错误。

王明因被捕泄密，不仅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而且撤换他在中央宣传部任《红旗》报编辑职务。他犯的这类错误是不宜在白区做秘密工作，应送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去锻炼，去学习革命实践经验。党中央本想让他随许继慎、熊寿暄去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李立三鉴于他不愿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又考虑到他能耍笔杆、写文章，中央最后决定调他到党领导的最大群众团体——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

王明到新的工作岗位后，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不认真地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好好工作，而是满腹牢骚，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发泄。他以米夫为靠山，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公开向党要权、要地位。有关王明这一段情况，当时全总负责人罗章龙有如下回忆：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回到全总机关，同志们都来问我，王明找我说些什么，我把王明说的话与大家转述了，同志们听了之后都十分气愤，纷纷要求把王明打发回去。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