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城市中心论的争议

第六节　王明鼓吹“左”倾城市中心论

当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时候，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积极宣扬共产国际“左”倾思想，鼓吹“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以配合李立三的“左”倾冒险思想。

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恩师米夫精心培养下，执着追求牡丹性格的王明，居然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有理论才华的含苞待放的牡丹。王明带着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希望，被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派回中国的。米夫对王明回国给予了特别优厚的安排。在王明回国之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打电报，指示中共中央对学有所成的理论骨干王明等回国工作给予妥善安排；对王明回国的车票、船票给予特别关照。据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黄理文回忆，米夫对王明回国特意作了安排：“上火车坐的是头等车厢，两人一个小包间，窗帘拉着，谁也看不见。这在苏联只有中央委员才能享受这种待遇，而中国同志只有瞿秋白等少数政治局委员可以享受这种待遇”。“到海参崴换轮船时，王明坐的是二等舱，而留学生回国大家都坐三等舱”。^[14]

王明到达上海时，国内革命斗争正需要有理论的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比较正确，对王明这位毫无国内斗争经验的留苏学生，并非像米夫和他本人所想象那样会得到中央的特别重视。在接到关于王明等回国的电报后，中共中央专门开会研究安排王明等人的工作问题。中共中央坚持原有的规定，王明等人工作按照中央历来对回国留学生的安排，由中央组织部门具体安排。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早知道米夫和王明等在中共六大时积极活动和推荐情况，也不受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影响，专门研究了王明的工作安排，独立自主地决定，安排他先到基层工作。

中共中央对于王明这样比较系统地学过理论回国参加实际斗争，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使他所学的理论能够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准备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连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都已派定。但是，王明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艰苦，总想留在上海大城市，在党的上层机关抛头露面。这真正暴露出在城市庭园中生活的牡丹习性，以便得到米夫园丁的及时教诲。党组织根据王明的要求，重新考虑了他分配的地域，允许他留在上海。然而，并没有留他去中央机关，而派他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具体的做秘密散布传单和张贴标语等工作。对于工作情景，王明写了一首七绝：《从头学起有得》：

见空就投飞似箭，背人即贴快如风：
莫言此道学无用，手足机灵耳目聪。^[15]

王明遵照米夫的旨意写的供中共六大代表参阅的《武装暴动》的序言，公开已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6期上，它宣传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游击战争要服从于城市武装暴动等。6月《武装暴动》小册子以《论艺术》伪装封面在上海出版，积极宣传共产国际“左”的思想和城市武装暴动。

王明于7月下旬，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在沪西、沪东工作期间，王明参加过一些党的、工人的会议，也接触过一些工人，但他从不主动深入工厂，深入工人，感兴趣的却是躲在秘密机关里看报纸、写文章。

10月，又通过中山大学第一期同学潘文郁活动，经组织同意，王明上调到中央宣传部管的《红旗》工作，担任编辑和采访员。这时中宣部部长由李立三兼任，潘文郁是中宣部内李立三的得力助手。王明上调到中宣部工作，如鱼得水，可以发挥理论工作者擅长，确实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来到《红旗》报后，又采访又作编辑，写了大量的理论、评论文章。他根据在苏联时对共产国际决议的掌握和书本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整天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伏案写作。从1929年9月到《红旗》报至1930年1月，据不完全统计，王明就发表了长短文章30多篇。这些文章，大多数是根据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需要来写的，绝大多数是针对性很强的时事评论和政论文章，也有一些论述专门问题的理论文章，对革命斗争起了好的或比较好的作用。但是，文章主要是教条式的宣传共产国际决议和中共中央指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在错误的东西中，也有他自己的发挥，其特点就是“左”。共产国际的错误部分是“左”，他发挥部分比共产国际的还要“左”。王明这些文章中“左”的宣传，集中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形势与党的任务。1928年7、8月间，共产国际六大确定“第三时期”理论。从当年起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民族解放战争和大规模的阶级搏斗的时期”。王明作为会议翻译人员，对此心领神会，回国后写文章，把教条主义宣传国际理论和主观主义的个人发挥结合起来，反复宣传世界战争“终将爆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也作了过高估计，1929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工人运动的新潮正在高涨，这是革命新浪潮的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战争运动，正在复兴”。信还提出：“我们固然不能够预言全国危机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16]王明写文章发挥说：国民党压迫和欺骗群众的政策，“一天天的走向破产”，“直接的武装行动已成为广大劳苦群众所采取的斗争手段，加强了党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因此，党应当把党员军事化及武装工农的工作立刻实行起来。”他在《第三次暴动与“第四次暴动”》一文中又说：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暴动，还要干个第四次暴动，“反对进攻苏联和反对军阀战争的目前两大革命任务，只有工农大暴动才能完成”。他鼓吹：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日、反军阀战争周“均迫在目前了，全中国的广大工农兵劳苦群众正积极准备一个伟大的暴动预演——政治总示威”。^[17]这种普遍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总政治示威”，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为冒险行动提供了依据。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他夸大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把反对资产阶级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在《两个策略与两个政纲》中提出了我们的政纲：“以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余孽，反对资产阶级，推动革命向前发展，使中国革命不仅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而且使之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与一个工人同志的谈话》中，把反资产阶级问题讲得更突出：“我们现在的革命，一定要反对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投降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它们剥削中国工农，压迫中国工农，屠杀中国工农，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军阀、官僚、豪绅一样残酷。现阶段中国革命任务的完成，只有在同时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条件下，才能做到。”

王明把资产阶级当成中国革命对象，与此相联系也把富农当成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指导下，中共六大制定的《政治决议案》正确提出：“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六大后的第二年（即1929年），苏联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在集体化运动中解决富农问题。布哈林反对这一政策，于是进一步加紧了反布哈林“右倾”的斗争。米夫不仅故意地反对布哈林右倾，以示在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富农问题的表述与己无关，而且要把苏联的消灭富农、反对右倾的政策，不顾地点、条件硬照搬到中国。米夫等人起草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于6月7日发出，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农民问题”，指出“对待富农的态度这个问题”，“中国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并主张没收“富农的地产”。王明看到这封信，如获至宝，大加宣扬。他在《极可注意的两个农民意识问题》一文中，主张坚决地、不动摇地、丝毫不放松地反对富农；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富农；谁不赞成反对一切富农，谁就是“农民意识”、“富农意识”；要同时反对资产阶级和富农。王明提出反对所谓“农民意识”，“富农意识”，比“立三路线”时用来批评毛泽东的还要早一年。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王明坚持“左”的城市中心论。王明说“打中心城市那只是抄国际文件”。他在《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在叙述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经验教训后说：“只有中国工农兵群众继续广州暴动的精神，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指挥下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政府，是唯一正确的手段！”所谓“唯一”，就是排它的，中国革命除城市武装暴动的手段外，就没有其他的途径。这就反对毛泽东等开辟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注释】

[1]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2]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www.xing528.com)

[3]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4]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5]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6]红四军前委致富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7]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8]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9]转引自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0]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牺牲。

[11]毛泽东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1月28日。

[12]毛泽东致林彪信，1930年1月5日。

[13]毛泽东致林彪信，1930年1月5日。

[14]转引自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5]《王明诗歌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中文版，第66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791～792页。

[17]《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