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城市武装暴动的宣扬

第六节　王明在中共六大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正当毛泽东领导井冈山军民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时候。王明在米夫精心安排下开始形成教条宗派，在中共六大上大肆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1928年春，中共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六大、少共国际“五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都将在莫斯科举行，中国自然要派代表参加。为了方便起见，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建议中共六大也希望在莫斯科举行，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共产国际要求瞿秋白、周恩来等即去莫斯科，要求中共六大代表在四月底启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瞿秋白、周恩来到莫斯科进行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负责中央留守工作，领导国内斗争。

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认为，中共六大来莫斯科举行，这是推荐安排得意门生王明的天赐良机。米夫凭着自己的权力，精心安排王明参加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以大会秘书处翻译科主任的身份参加“六大”的工作。

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期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指使王明组织几个人编译了提供大会代表阅读的《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并以“韶玉”笔名写了一万多字的长序。

这本小册子和序言都是在“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编写的。小册子编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等“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其中有中国的4次，即上海3次武装暴动和广州暴动。十次暴动都是关于城市暴动的，根本没有编进广州暴动之前发生的、有5000多军队参加的湘赣边界秋收武装暴动。毛泽东领导的这次暴动，本来也是进攻长沙城市为目标的，分左、中、右之路前进，武装部队未到长沙城郊就严重受挫，整顿队伍后转而上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剧”。于1928年2月，建立以宁冈、遂川和茶陵三县为基础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正好是中共六大应当总结的经验教训。当然，根据当时情况，要王明产生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如果以严肃的态度编书，把秋收武装暴动的经验也编进去，则是应该的。由于他教条主义的受城市武装暴动思想所支配，就没有编进湘赣边界秋收武装暴动的小册子。

王明1928年5月16日写成的序言，不是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出发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论证问题，而是以共产国际文件作为立论的基础。序言认为编写《武装暴动》小册子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无产阶级为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的经验之结晶，是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武库，是阐明了十次暴动的丰富经验。对于每个共产主义的战斗员有不可比拟的价值。因此，他在革命低潮时得出“目前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的结论。他写道：“我们很热烈的把这本小册子介绍给读者，我们希望它成为读者实行作战的指导，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完成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所指出的中共目前的主要任务。”“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用全副力量全副精神去实现这个决议。^[20]

在序言中，反复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甚至反对农村游击战争。他说，乡村的“游击斗争必须与工业中心的暴动相联合”，“我们应当把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联贯起来，应当把它与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光荣斗争衔接起来。”^[21]他甚至武断地说：“在武装群众工作中，必须对于工业城市的无产阶级加以最大的注意，绝不能把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看成对于乡村游击战争的简单响应或补充。谁不懂只有工业城市是暴动的组织中心，谁不懂只有无产阶级是暴动的领导力量，谁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暴动策略丝毫也不懂。^[22]”

在序言中还强调要兵不要队的兵运政策。他说：“必须知道我们不能利用军队成分和军事组织完全不变的军队”。“必须向军队中的农民成分进行解释工作，向他们解释中国现在革命斗争的实际意义，说明他们的利益恰恰与军官们的利益相反”。“揭破长官对于他们最低薪饷的吞蚀和克扣，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23]

这篇序言，大多抄自共产国际执委九次会议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中共中央决议案，是王明早期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但是，这样一篇序言，却被米夫看成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暴动的理论大作。

瞿秋白、周恩来等接到共产国际通知后，立即动身赴莫斯科，积极进行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中共六大的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时期和中共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当时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

参加中共六大代表陆续到莫斯科，关于国内政治形势和革命性质这两个重大问题，党内仍然争论不休。有几位中共领导人找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谈过一次，也没有解决问题。6月12日，中共领导人已经到齐，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区一幢大楼里会见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项英、向忠发等人有针对性地谈话，王明担任这次重要谈话的翻译。斯大林说：决定革命性质的是革命任务，不是革命动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现在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在走向高潮，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当斯大林听了有不同意见后，用红笔在纸上画了两个高峰后指出，在低潮也会出现几朵浪花。接着，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争取群众，准备暴动，但不是今天就暴动，要反对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倾向。^[24]王明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理论水平很弱，连这些问题都不懂，边翻译边流露出轻视、讥笑的神态。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座山庄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出席了大会，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也出席了会议。大会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十大政治纲领。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团结积聚力量。会议总结大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会议还规定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各项决策。

正因为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文件起草、翻译及服务工作都由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东方部负责人米夫等决定从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抽调一部分人参加大会服务工作。大会第二天，王明等利用大会通过的“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以发言权”的决定，在会上不断露面，进行脱离中国实际的夸夸其谈，宣传国际共运中城市武装暴动的经验。王明等学生们表现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了广大代表的反感与不满。于是，在6月23日大会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决定，鉴于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切实际，要求他们不要只讲重复理论。在26日主席团会议又决定，参加大会的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同学们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就不再发言。这给自鸣得意的王明等学生们浇了一瓢冷水。可是，有米夫支撑的王明是个例外，敢于表演，大讲理论，自以为是，大谈从国际到国内的城市武装暴动，宣扬在中山大学反对“江浙同乡会”的功绩等。在米夫的安排下，王明向没有离开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代表作报告，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动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米夫抓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之机，不仅安排王明等人编《武装暴动》小册子、写序言，又多次向中共六大代表推荐这本书，同时吹嘘王明这个主编有理论、有才华；安排王明担任一切重要活动的翻译，包括担任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还亲自出马，在筹备选举委员会上公开推荐王明等。王明对米夫的安排，心领神会，积极配合。他在各种场合，以理论家自居，卖弄自己；他散布小道消息，把当时还没有公开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传出去，说布哈林并不能代表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借以宣扬自己知道内部机密，是站在斯大林一边的^[25]；他向代表说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会”问题很大，他们与它进行了斗争，以显示自己是“斗争干部”；他还紧跟米夫，坐则同位，行则同车，形影不离。但是，王明这些行为，收到的效果与愿望相反，代表们对他厌恶起来。他留给代表的印象是：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看不起革命前辈；不守纪律，不知道保守党的秘密；有宗派主义意味；跟着米夫的腚转，一副溜须拍马相”。大家这样看他，怎么能选他当中央委员？！

米夫、王明在中共六大一唱一和，没起好的作用，却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周恩来回忆说过：

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看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26]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明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安排下，8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兼做国际交通局的中国交通工作。共产国际六大按照斯大林对国际形势分析认为：1924年到1927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已经结束，从1928年开始，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入“第三时期理论”。通过《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提出了目前处于“第三时期理论”：“这个时期加剧了各种国际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苏联的矛盾、军事占领华北从而开始了瓜分中国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在中国的勾心斗争等等），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促进了殖民地运动的开展（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因此，这个时期必然要通过资本主义稳定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稳定的进一步瓦解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急剧尖锐化。”^[27]提纲指出在中国，反帝斗争是与夺取土地的斗争分不开的，是与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分不开的，不能脱离反对地主（劣绅、土豪）和军阀的斗争，也不能脱离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只有进行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免除农民空前繁重的苛捐杂税的斗争，中国才能获得解放。”“目前时期应为积蓄群众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阶段。”^[28]

在大会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提纲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任务：“在中国，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将重新提出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作为党的当前实际任务，因为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推翻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即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29]

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日益加剧和世界革命的有利形势，但过分夸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后果和世界革命力量的发展。这样，共产国际在“第三时期”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左”倾的“进攻路线”，并要求各支部不顾本国革命实际情况一律贯彻执行。王明作为共产国际六大的翻译人员，对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和路线是非常清楚的，也是他回国后全面贯彻执行及其有所发挥的依据。

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不但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他利用“园丁”米夫对他的宠爱，搞派别活动，逐渐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实际上形成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核心的王明教条宗派。博古是支部局成员，也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的活动。米夫和王明在学校中培植这个宗派是有政治野心的，米夫是想在中国党内安插亲信，王明则想借机在党内夺取权力。米夫在中共五大时向陈独秀推荐王明当宣传部长未成，又在中共六大推荐王明作中委候选人。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同志也说过，王明在六大想活动一个位置，好回中国去。”^[30]

王明等教条宗派为巩固自己势力，在米夫校长支持下，早在中共六大前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以压制中大学生反对米夫和他们的风潮。中共六大以后，王明教条宗派诬蔑他们为“反动组织”，对他们进行斗争和打击。激忿的学生们向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申诉，要求彻底调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等，经过调查，作出比较正确的结论：认为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是属于经济互助性质的，其中虽有个别人与其他党派有些牵连，但不能说它是反动组织。于是，中共代表团在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对联共中央监委根据国家保卫局提供的“材料”，对“江浙同乡会”作出错误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同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的审理，作出的结论指出：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

然而，此事并没有完结。王明又转而把尚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李剑如、余笃之等人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继续进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义活动。1929年夏，尽管王明已经回国，但他那个宗派集团的人和米夫还在中山大学。他们乘“清党”运动之机，对李剑如、余笃之等打击、迫害，诬蔑他们搞“派别活动”，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送去做苦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31]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还收集、整理“材料”，公开点名指责瞿秋白等是“机会主义”，要对李剑如、余笃之等的“派别活动”承担责任。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在强大政治压力下，仍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可是同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却倒向米夫一边。

米夫继续活动，指责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1930年春，应联共的要求，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国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其中说：“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对于中大派别斗争的行动，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随后，中共中央决定调瞿秋白、邓中夏等陆续回国。这场斗争，是王明教条宗派挑起的，以共产国际支持的米夫和他的追随者获胜而告终。这为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打击瞿秋白、为自己上台打下了基础。

总之，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四年，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亲眼看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这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起了决定性影响。但是，他没有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只停留在书本知识上，靠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词句；学习俄国中心城市暴动的十月革命经验，把它当做完全适合中国的固定模式；从而反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活动。同时，他在中山大学依靠其“园丁”米夫，搞了一系列教条宗派活动，整治了一批中国学生，反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为他上台大搞教条宗派活动奠定了基础。

【注释】

[1]陈伯钧：《井冈山烽火岁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何长工：《改造袁、王与“双枪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

[3]苏兰春：《回顾宁冈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www.xing528.com)

[4]陈士榘：《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由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5]赖毅：《给茶陵县纪建委员会的信》，《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页。

[6]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报告，1928年5月2日。

[7]朱德：《参观井冈山博物馆时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谈话》，《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页。

[8]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

[9]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10]《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页。

[12]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

[13]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19日。

[14]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

[15]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页。

[16]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18]《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页。

[19]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版，第221页。

[20]《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2年5月版，第5页。

[21]《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2年5月版，第10页。

[22]《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2年5月版，第15页。

[23]《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1982年5月版，第13页。

[24]李南生：《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16页。

[25]参看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8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27]《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570页。

[2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572、573页。

[29]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三册，第124页。

[30]《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页。

[31]《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5、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