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创新“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一年多来的井冈山斗争，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结果。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新起点。随着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逐步恢复，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的总结，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他在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
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是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当时，党内还有人对上井冈山这件事有非议，跟随上山的也有人对红军能不能站住脚有怀疑。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发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也不能从根本上回答红军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这种奇事的出现有它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使白色政权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造成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第二，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响、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决定着小块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是没有疑义的。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一个要紧的条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进一步阐明：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而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
毛泽东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这是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夺取政权，就不能建设革命根据地，就不能进行土地革命。毛泽东指出，湘赣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斗争。“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17]所谓工农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强调军事根据地的建设。如果只有武装斗争，不与土地革命相结合也不行。如南昌起义、广州暴动等武装斗争，没有就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结果失败了。所以，武装斗争必须同土地革命结合，要成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总内容；把土地革命作为武装斗争的内容，以武装斗争支持与发动群众翻身分土地、建立革命政权。
对政权问题，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看到边界各地存在一种现象：“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做法，是违背民主制度、违背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的。因此，毛泽东得出结论：“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区域各项政策中最基本的内容。在10月上旬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土地法》。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修改，在12月间正式加以颁布。这个《土地法》规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进行分配，遇特殊情况时得以几个乡或区为单位；分配后，主要归农民个别耕种。它是1927年冬天到1928年冬天一整年内井冈山地区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这场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在此以前是没有这种经验的。这个初次制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提高，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毛泽东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央通过多种方式，向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介绍井冈山斗争这个在当时最完整、最成熟的经验。从1928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政治通讯》等刊物上经常登载有井冈山斗争内容的文章。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这样做，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影响，帮助许多红军和根据地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加快了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进程，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www.xing528.com)
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700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两军的会合，进一步加强了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取得了显著成绩，创造了比较完整的经验，从而在处境艰难的广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泽东所说：“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可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来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虽然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极端困难，有时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的不断扩大便逐渐暴露出来。当时在第二十八团当连长的粟裕评论道：“这个地区作为一个后方是可以的，从战略发展观点来看，作为大发展的基地不够理想。”[18]
井冈山斗争的恢复和发展，不仅震惊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当局，也使国民党中央政府逐渐感到它已成为心腹之患。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6个旅约3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1929年1月1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国民党方面集中这样巨大的兵力向井冈山进攻，在以前还从来不曾有过。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局势，1929年1月4日至7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当时井冈山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陈毅第二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9月至1月，4个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会剿”，称之为“围魏救赵”。
王明在1974年写的《中共五十年》这本很坏的书中，对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故意造谣、恶意中伤。他说：“毛泽东采取军阀惯用的‘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王佐和袁文才，并解除他们部队的武装”。[19]众所周知，事实却完全相反，毛泽东对创建根据地有功的绿林式首领袁文才、王佐，进行多方保护。在柏露会议上，他传达中共六大决议强调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对《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与“土匪的关系”，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这样的规定全党来说是对的，但我们要作具体的分析，袁文才本来是共产党员不能杀；王佐经过改造也加入共产党，性质起了变化，也不能杀。”最后，会议决定不杀袁、王。这样，用会议决议的形式，保护了袁文才和王佐。参加会议的前特委书记杨开明向中央报告了这件事，提出要“加速急谋解决土匪首领”的问题。中共中央抓住这个违反中央决议的事，派出巡视员彭清泉到湘赣边界特委处理此事。1930年3月初，彭清泉在遂川圩田召集红五军和边界特委联席会议，推翻柏露会议决议，不作具体分析，教条式作出坚决解决袁、王的决定，以致造成错杀袁、王的悲痛事件，还解除了他们部队的武装。
当时，毛泽东在赣南的兴国一带，与井冈山的遂川圩田相隔甚远，怎么可能举行“鸿门宴”“处决了王佐和袁文才”呢？事实恰恰相反，当他得知共产党员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后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
可见，王明当时在中央部门工作也许知道此事，这是有意加害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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