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团结改造‘绿林’，恢复党组织发展

第一节　团结改造“绿林”，恢复发展党的组织

井冈山过去长期有“山大王”，现在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60枝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袁文才、王佐在大革命时期都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1927年7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占领20多天，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副总指挥。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人，他们的队伍在这一带有着不小的影响。

袁文才

王　佐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毛泽东说服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2]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

毛泽东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可见枪支是他们的命根子。相比之下，工农革命军的枪支恰恰有多余，还得花钱雇民工挑，觉得以送枪支作见面礼比较得当。送10支不够，送20支也不解决问题，从落脚井冈山的大局考虑，准备送枪100支，将袁文才的人员全部武装起来，以打开他们的山门。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向前委提出。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大为震惊，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得以多数通过。

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10月6日毛泽东只带几名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的袁文才，预先在叶家祠堂埋伏下荷枪实弹的20多个带枪的人。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打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后，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元，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这是一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当时，袁文才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3]话讲得很客气，显然有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10月1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抵达酃县水口村，在这里开展社会调查。他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在这里脱离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毛泽东得知湘军正从茶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就派第一营党代表宛希先率第一营的两个连到茶陵进行游击战，扰乱湘军后方，打破它的进攻；毛泽东自己率团部、第三营和第一营的一个连在22日转入江西遂川县境。

在遂川的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县地主武装靖卫团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生疏，仓促应战，前卫的第三营同团部失去联系而辗转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员共40多人，部队状况十分狼狈。(www.xing528.com)

随后第一营第一连赶了上来。队伍行进到井冈山西南的荆竹山下，还有一百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觉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三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4]这时，王佐派人来接应他们上山。

10月27日，部队到了茨坪，受到王佐及其部队的欢迎。接着，第一营的两个连也从茶陵赶到茨坪，部队的人多了。毛泽东等送了70支枪给王佐部队。王佐资助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和一些银元。他们在茨坪住了几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劳的。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匆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有“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被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11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第二年1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仔细听取各县党组织的汇报，深入调查各县党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既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形势，又指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向他们传达中央八七会议新政策，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评边界党内部分同志不敢斗争的右倾思想。要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在斗争中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针对边界各县党组织不纯、成份复杂等问题，强调今后要注意党的组织成分，重视发展工农分子入党，扩大党组织的队伍，制定并实行军队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的方针。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各级党组织继续进行军队建设的同时，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线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1928年1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征得袁、王同意，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20多名党员干部，分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1928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井冈山周围各县的农民运动赤卫队很快恢复起来，并且对反动封建势力展开了进攻。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游击暴动，打碎旧政权，建立新的工农兵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