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第四节　王明教条宗派开始形成

王明跟随米夫及代表团8月初返回苏联莫斯科，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开始形成教条宗派。

还在米夫与王明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派活动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学校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任代理校长，主持学校的一切工作。阿古尔的教务工作，主要依靠中国学生中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俞秀松等帮助阿古尔制定教学方针、实施教学方案、购置中文图书等，做了很多工作，得到阿古尔的信任，也得到同学们普遍的好评。当时中山大学苏共支部书记是谢德尼可夫。阿古尔和谢德尼可夫之间在学校工作等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各有一批支持者，从而形成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党务派”，两派常常发生争论。到6月底，在学期总结会上，支持支部局的一些同学说教务工作组织得不好，杂乱无章；支持教务处的同学说党务工作做得不好，搞得一团糟。两种意见、争论各不相让，一直争论了7天7夜，只在吃饭时才休会。

当米夫和王明8月初回到莫斯科时，中山大学的学生已到特拉索夫卡去度暑假。王明立即赶到那里，向同学们介绍回国的所见所闻，在言谈中，充满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情绪。看到同学中两派意见争论不休，互相指责，思想十分混乱。争论时间久了，许多同学已不感兴趣，感到厌倦，甚至恼火，不愿参与争论，出现了所谓的“第三势力”。王明随即向米夫献上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打垮“教务派”。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组织力量实施。在这次斗争中，王明为实现自己的策略，积极开展活动，拉笼和蒙骗一些同学，初步形成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宗派。他们虽然没有宣言和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但他们确实结成了一伙。搞垮了所谓的“教务派”，阿古尔受到了撤职离校的处分。米夫很快就荣升为中山大学校长，成了中山大学一切权力的支配者。王明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15]

杨尚昆的回忆写道：“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不仅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16]

王明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在派系斗争中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27年下半年起，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很快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中山大学的纷争，从此也主要转入了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相当于学校的党委）的领导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开展教条宗派活动。联共（布）加紧开展的反托派斗争，自11月7日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以后，出现了新情况，有了新变化。中国学生中有极个别人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旗帜。斯大林指示米夫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并尽快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共（布）中央。

王明控制的中山大学支部局，作为联共（布）的下属组织，奉命开展反托派斗争，当然是应该的，然而他们利用反托派斗争的机会进行宗派活动，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一些主要学生，如安福、陆渊、梁干桥等10多人遣送回国；认为错误比较轻的学生，有的送工厂劳动，有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王明通过支部局把反托派斗争扩大化，处理了一些不该处理的人；把反对过他们的一些人，就是找不到任何与托派关系的证据，也要列为“托派嫌疑”予以歧视；他故意把这场反托派斗争搞得非常可怕，企图以此镇慑反对他们的人。王明以为，他们小宗派是跟米夫的，米夫是拥护斯大林的，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通过反托派的严重斗争，谁还敢反对跟着斯大林的人？

可是，王明及其小宗派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反对王明的人、反对小宗派的人，绝大多数根本同托派不沾边，不仅反托派反不到他们头上，而且也吓不住他们。他们提出：究竟谁对中国革命失败负责？王明等人按照米夫的口径说，共产国际的指导是正确的，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应该对革命失败负责。同学们认为，共产国际至少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罗易要负一部分责任。鲍罗廷承认，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同学们对支部局不向他们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也有意见。同学们对学校当局有些意见，王明一伙却一味为学校当局辩护，更激化了同学们对学校的不满情绪。

同学们对米夫、王明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不满。有些同学气愤地说：“王明是米夫的走狗”，“米夫是王明小宗派的保姆。”

王明及其小宗派知道，通过反托派斗争不能制服大多数同学，就是通过大辩论也无法压服这些意见，只有采取新的、能制服人的措施，如捏造“江浙同乡会”的斗争。

【注释】

[1]《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讯》第3期。

[2]《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料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www.xing528.com)

[3]《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料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4]斯诺：《西行漫记》（内部读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32、133页。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料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

[6]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13日。

[7]江华回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

[8]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9]《任弼时报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10]《苏先俊报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

[1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页。

[12]赖毅：《毛泽东同志在连队发展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页。

[13]《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页。

[14]谭政：《三湾改编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页。

[15]庄车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16]《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