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前的准备：武汉国民党震惊，工农对敌军改观

第一节　起义前的准备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震惊了武汉国民党反动派。8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布“辑拿”共产党员毛泽东等人名单，武汉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12日，毛泽东在地下交通和火车司机严密安排下，携带家眷乘上火车，秘密离开武汉，回到开始白色恐怖的湖南长沙。

毛泽东对正在剧烈变动中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地调查。趁送家属回板仓村老家的机会，在杨开慧家里，邀请五位农民、一位蔑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长沙城里，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商量，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1]这些新的认识，都是他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

毛泽东带着实地调查的第一手材料，从8月18日起出席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他传达中央八七会议新策略，引导大家联系本地实际讨论湖南秋收暴动。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到会指导。毛泽东对会议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都发表了重要意见。

（一）举什么旗的问题。南昌起义时，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同样的规定。中共中央还认为，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和政治上领导他们共同斗争。毛泽东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

（二）暴动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抱反对或怀疑态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泽东便以强烈的语调说：“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2]

（三）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泽东提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并提到“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插”。

（四）暴动的区域。当时，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中共中央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湖南省委经过反复讨论，认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信中提出：（1）以前我们没有积极的争取对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国民党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共产党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2）经过实地调查，又经过湖南省委讨论一次，拟出“土地纲领”草案数条，其主要内容是：“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在内，为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取于愿望地之一切乡村人民。”(www.xing528.com)

毛泽东上报中央的《土地纲领》草案，是经过实地调查和一些农民一起研究后起草的，又经过湖南省委的集体讨论，它既反映了一般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又体现了党对没收土地后地主家属“给出路”的政策。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纲领》草案，是利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的。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件，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进行研究。在讨论中，既批评了秋收暴动计划中的“错误”，又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著名口号。有的同志指出，这个口号与中央不同，中央才是“纯粹信任群众力量，以军事力量为帮助”。中央23日给湖南省委复信，虽然在原则上表示以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是对的，但又批评说：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其结果只是一种军事冒险”；“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实现工农兵苏维埃，这是不对的”；目前仍须‘没收大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提出减租的口号”。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批评给予答复。8月30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央复信“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如兄所说”。第一，“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第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3]

毛泽东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不是盲从，不是照搬上级指示，而是从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确实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和求实精神。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了明确的暴动纲领。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说：“我在那里的纲领，要求下列五点：（一）省的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二）组织工农革命军；（三）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四）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五）组织苏维埃。”^[4]

这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

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8月底，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接到安源市委有关湘赣边界工农武装情况的报告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确定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部署。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国民政府！”“暴动农民夺取土地！”等十条。毛泽东提出，前方军事行动要与后方的工农运动相结合。会议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成立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前往湘赣边界领导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