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枪杆子里出政权

第五节　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

大革命失败，宣告陈独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破产，证明被他们指责、否定毛泽东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是正确的。经过总结实践经验，深刻反思，毛泽东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个飞跃，破除了“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迷信，从而在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的同时，又确立了不唯上、只唯实的独立自主思想。

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秘密的八七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了党的新任务的报告，强调今后应当：（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毛泽东经过反思、独立思考后出席八七会议，准备充分，胸有成竹。他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农民问题、放弃军事领导权等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发言，指出：“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枪杆子当中取得的。”图为会议记录。

关于国民党问题。毛泽东说，国民党问题实质是统一战线中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中共对此一直存在模糊认识，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开始是加入的问题，继而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个大错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辛辣的讽刺，使闷热难耐的会场犹如吹入一股清风，大家顿时活跃起来。

1927年9月，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和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图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组织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就不同了。”他讲到陈独秀等压制农民革命，对群众运动的种种责难；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遭冷遇，还说“是行不通的”。毛泽东近乎愤怒地说道：“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关于农民土地问题，他认为：一、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建议以五十亩为限，五十亩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没收。二、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困难在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规定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三、对自耕农中的富农、中农的地权应有不同的规定，要确定方向^[6]。但共产国际代表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不让大家再讨论土地问题，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7]

关于军事问题，是毛泽东发言的重点。他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大量军事武装和屠杀共产党、工农领袖的事实出发，对会议虽然已注意军事，“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提出批评意见。强调指出：“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军事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其一，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抓军事，放弃对军事武装的领导权，当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国民革命时无力反击，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二，湖南几万农民围困长沙的失败，完全是陈独秀等“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的。其三，蒋介石、唐生智是靠枪杆子起家的，并且紧紧抓住武装不放，时机一旦成熟立即转向反动，把刺刀搁在共产党和工农的脖子上，实行法西斯镇压。从以上三个方面，得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这就是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关于组织问题。毛泽东提出党的上级机关要集思广益，尽心听取下级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决策。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毛泽东不仅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且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善于抓住主要问题，提出“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他在讲军事问题时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即是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只搞军事运动、不搞民众运动而遭失败，我们党在大革命时期只搞民众运动、不搞军事运动又遭失败。辛亥革命和大革命各执一端都遭失败，真可谓是“殊途同归”。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这表明革命者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实际上已经提出“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仅隔两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对“枪杆子运动”不与当地“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湖南暴动计划提出批评，指出湖南省委“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还强调说，湖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8]

会议从上午到晚上整整开了一天，天气又非常闷热。尽管如此，代表们的情绪已一扫前些时候的彷徨、沉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推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关，选举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九人为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七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以坚定的革命方针重新团聚了受到重创的队伍，扭转了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弥漫的悲观主义情绪，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中央八七会议一结束，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就向毛泽东征求工作意见，希望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瞿秋白器重毛泽东，特别赞赏他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又严肃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为会议制定总方针作出了贡献。在瞿秋白看来，毛泽东是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难得人才，所以征求他去上海中央工作的意向。毛泽东有些为难，但革命“暴动”、“上山”的决心已定，除了很感激瞿秋白信任外，明确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到上海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9]。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已经有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回湖南领导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也只好尊重毛泽东的意愿了。(www.xing528.com)

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发言批评湖南省委和共产国际赴长沙巡视员马也尔所提出的“由湘南组织一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的计划。会议选出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名的，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经验中’学习。”^[10]毛泽东所以能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提出“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正是从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实的教育下，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作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注释】

[1]参考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合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2]庄东晓：《记忆中的瞿秋白同志》，《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

[3]王稼祥：《回忆毛泽东革命路线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载《红旗飘飘》第18期。

[4]袁任远：《石门南乡的起义》、《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5]《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史料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6]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7]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

[8]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

[9]《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