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教条化：毛泽东与王明的来源

第三节　宣传教条化来源于教条化的学习

王明是个进步青年，1925年秋入团入党后，千方百计地争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他一到校就取了一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被分配到第一班学习。碰到第一个难题，就是语言不通。学校决定，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学生编成俄文班，直接由教员用俄语上课，培养速成翻译。王明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加之能记会背，肯于钻研，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成为俄文班的学生之一。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教学目标是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人才。一般学生学习七门课，而俄文班主要学四门课：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和列宁主义。每门课都配备专门教员，列宁主义课程配备的教员，就是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

俄文班以自学为主，由主讲教员先列出提纲，指定必读书、参考书和有关辅助材料，再由教师在课堂里作概括的引言，然后让学生自学，作笔记，组织讨论，最后教员作总结。王明对其他课程不感兴趣，对列宁主义基础却很感兴趣，特别卖力。时间一长，就暴露出其中的奥妙，王明想讨好任课教师米夫。

米夫任副校长兼列宁主义基础课，年轻有为，研究能力强，很有政治抱负，但是没有多少实际斗争经验，更不了解中国国情。他讲这门课，实际是宣讲斯大林1924年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而斯大林这一著作是献给“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的，宣传对象是有一定实践经验的苏联先进分子。米夫讲列宁主义基础课时，照抄照搬斯大林的著作，不联系实际地向中国学生讲授，只能是从概念到结论，就理论讲理论。这一套方法，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

王明对米夫教授的列宁主义课程，学得很认真。他死记硬背列宁主义课的名词术语和现成的结论，加上他对其他课如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等不关心，更没有与学历史和学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没有弄清列宁处理革命实践中的问题的历史背景，没有学到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只学到了列宁主义的现成结论，没有学到精神实质。^[1]在课堂上讨论，他总要抢先发言，对现成结论讲得头头是道。据当年同桌坐的庄东晓回忆：“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他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坐。”^[2]在讨论中，每当发生意见分歧，米夫总要指定王明发表意见。王明受宠若惊，就站起来洋洋得意、眉飞色舞地大讲一番。这种不联系实际的学习，也是教条主义的，博得了米夫的青睐。(www.xing528.com)

在此期间，王明遇到米夫，互为利用。追求牡丹性格的王明，在中山大学这个“新花园”中，需要找列一个合适的“园丁”，才能茁壮成长，“交生怒放”、“争妍斗艳”。他要找的“新园丁”，不是别人，正好是副校长米夫，不仅把他看成恩师、知己，而且把他当成往上爬的靠山。米夫年轻有抱负，也需要物色一个能言善辩、有培养前途的助手，目标逐渐地描准到王明。米夫认为王明学习好，肯钻研，有表达能力，“是天才”；愿找他谈心，学校墙报上文章常常表达自己的意图，很有好感。当年中山大学同学王稼祥回忆说：“王明进中山大学读书，很快就和米夫勾搭上了，他们二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3]

更使米夫欢心的是，王明对待中共旅莫支部一事的表现。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于开学初，有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规定：“我们必须完全摒除那种认为应该在学习理论之前先学俄语的错误观念”；“我们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这样的规定，使得勤奋学习俄语和列宁主义理论的王明，表示强烈不满。在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于1926年夏天的一次党员大会上，他一马当先，与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叶青展开面对面的交锋，进而提议解散旅莫支部。他的根据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籍，旅居他国的共产党员理应受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在他的推动下，会议争论持续了四天。在最后一天的总结会上，校长拉狄克作了结论，明确宣布解散旅莫支部，学生党组织属学校所在地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王明的主张，得到了拉狄克的肯定，也得到米夫的赞扬和欣赏。1926年秋，王明就当上了中大学生公社主席（即学生会主席）。这里固然是经过了学生们的选举，但米夫对他的器重和吹棒也起了重要作用。

米夫教条主义地教，王明教条主义地学。王明很快得到米夫的欣赏，由欣赏而信任，由信任而器重。1927年春，米夫率领联共（布）宣传家工作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就把还没有毕业的王明选作贴身翻译，使王明有机会跟米夫列席中共五大，乘机不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教条主义地大肆宣传共产国际决议，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