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的影响

第二节　王明宣传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

中共五大期间，王明任翻译参加米夫同总书记陈独秀的谈话。米夫以苏共经验要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要帮助中央宣传部开办中共中央党校；热忱地向陈独秀推荐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对于王明的工作，陈独秀既不好推辞，又不愿接受，先就让他在中宣部当干事（或秘书）兼党刊《向导》的编辑。

王明在中共五大后十分高兴，很活跃，到处作报告，开座谈会，写文章等等。6月上半月，革命时局发展却非常严峻，5日汪精卫解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职务；6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武装搜查革命群众团体；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谈，暗示冯玉祥出面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面对严重形势，总书记陈独秀步步退让，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王明在党刊《向导》上发表《英俄断绝国交》等两篇文章，洋洋数千言，根本不谈克服革命危机应采取些什么措施，而是“言必谈苏联，避不论中国”，教条式地宣传联共（布）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主张，正如有人所言，“唱的是米夫的调子”。

6月15日，王明在《向导》上发表第二篇文章《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不联系中国实际，集中反映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会议作出《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的基本内容，甚至连大标题也几乎相同。王明的尊师米夫自始至终出席了共产国际的这次会议，在他带来中国的文件中就有这次会议的基本文件，也完全可能提供给王明写这篇6000多字的文章。共产国际主要负责人布哈林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面临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前途，“要么中国走上和外国资产阶级妥协和结盟的道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类似土耳其基马尔式的革命前途；“要么中国走上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欧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即无产阶级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两种前途相互斗争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正在进行着。王明遵循布哈林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资本主义前途，一个是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两个前途都有实现的可能，决定他们命运的只是那个阶级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文章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出现了“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对立的局面。两个政府代表两个前途，为了“使非资本主义前途得到保障”，就要“扩大和巩固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扩大和巩固这个政府，就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王明这种观点，正是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基本认识，只不过是教条式的搬过来而已。(www.xing528.com)

王明文章最后写道：“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显的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前斗争的方向，并正确的规定了一切具体行动的策略；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同志代表左派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大会表示对共产党大会所指出的革命前途和斗争方向完全赞同，并预料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一定可以使中国革命发展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对汪精卫实在是不值得这样的首肯，特别在共产党党刊上散布对他如此信赖言论和诚恳态度，无疑对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群众产生麻痹作用，丧失对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警惕性。时间刚过去一个月，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已撕下假面俱，在“七·一五”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彻底决裂，证明王明这种不联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理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给中国大革命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

王明惧怕武汉岌岌可危的形势，又对陈独秀只让他当中宣部干事不满足，就想离开中国。他跟着米夫于7月初离开中国，于8月初返回莫斯科，继续完成学业。

王明在中国期间，不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写文章只是空泛地宣传理论，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生搬硬套，说不出一句挽救革命危机的话，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列主义教条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要说这种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从哪里来，还得从王明到中山大学学习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