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明：五大会议期间的对立

第一节　在中共“五大”对面不相逢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367人。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出席了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王明作为米夫的俄文翻译也列席了会议。汪精卫应邀列席了一天会议，还讲了话。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图为大会开幕的地点——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

在共产党内部如何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和战略策略，仍然存在很大分歧。陈独秀代表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很长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大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讨论了陈独秀的报告。

会上，瞿秋白将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发给代表。此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最关注的是农民问题，带着与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商议的一个广泛地重新分取土地方案出席中共五次代表大会，对会议寄予了厚望。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给大会，被大会所否定，陈独秀家长制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大会虽在原则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仍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那些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报告等，都成了一些空话。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大会通过的决议都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相符，大会选举的仍以陈独秀为总书记，都不尽人意。毛泽东虽被大会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仍然处在迷罔之中，为中国革命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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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任中共第一至第五届中央最高领导人，先后称书记、委员长、总书记。

从这时起，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自己的主张又不被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写下表达内心世界忧虑的诗词《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泽东后来对《菩萨蛮·黄鹤楼》中“心潮”作了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斗〔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随米夫列席中共五大的王明，却是兴奋的心态，为国民革命军新占领上海、武汉而鼓舞。王明参加中共五大，毕竟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学生，又是一个不是共产国际代表的米夫的翻译，不可能对大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什么作为。他参加了大会，接触了代表，认识了一些人，听代表介绍了各地、各方面的情况，心情是欢悦的，更使王明高兴的是，大会的主要报告及各种决议都遵循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就为自己宣传共产国际决议创造了好的条件。然而，对于既懂理论又侧重于革命实践、对会议又产生灰心的毛泽东，不能谋面，畅谈对会议的心得。可以用一句不完全恰当的比喻说：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