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传统与未来发展论丛：培养研究之资与古代藏书事业

五、书院的文化功效

书院的文化功效，还可以从祭祀、藏书、刻书事业中得到反映。

祭祀是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世人重视，以致人们认为“书院之设”，“或以袭胜，或以表贤，或以就祀”（彭汝实《九峰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将祭祀先贤看成是书院产生最重要的原因。

书院设祭有两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借所奉人物确立其学统，此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汪普征《还古书院祀朱文公议》，康熙《休宁县志》卷七）。它有两层意思，首先，书院是儒者之区，理所当然庙祝孔子及其门下贤哲等世所公认的儒家先圣先师，以区别于佛道两家的菩萨、神仙。其次，儒家又有不同派别存在，书院成为学派的基地，其立祠设祭，遵行“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的原则，“非其师弗学，非其学弗祭也”（黄榦《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黄文献公文集》卷六），可以起到强化学派认同的作用。祠堂之上排列的开山祖师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象征书院的精神血脉，表明书院的学术渊源、风尚与特色，是学术传统的具体化。因此，我们可从供奉对象的区别，察知书院所属学术派别的不同，也可从宋元书院多祀周（敦颐）、二程（颢、颐）、张（载）、朱（熹）五子等巨儒，明代书院多祀王守仁、湛若水等大师的不同，看到学术思潮的时代特色。

书院祭祀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对院中学生实施教育，此所谓“尊前贤励后学也”（文礼恺《金华书院记》，嘉庆《四川通志》卷八十）。书院设祭，有一定的标准，凡“先贤之得祠者”，或乡于斯而“有德”，或仕于斯而“有功”，或隐学于斯而“道成于己”，或阐教于斯而“化及于人”（唐肃《黄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丹崖集》卷五）。一般来讲，享祀之人必须具备与本乡本土关系密切、德行道义足资后学模范这两个最起码的条件。乡土使人亲切，模范可以学习。祠宇中供祀的先贤，实际上就是书院为诸生树立的亲切可学的典型、榜样。这些先贤，虽然为官为民地位不同，或教或学所业各异，立功、立德、立言成就有别，但他们各有其可学之处，山长根据学生习性志趣的不同，各加规勉劝诫，令其见贤思齐，正可成就希天、希圣、希贤等不同层次的事业；而诸生长伴先贤，“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是式是循”（彭时《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观摩实践，日渐月磨，必能进德修业，卓然成为有用之材。因此，祭祀在书院成为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手段，祠堂供奉着学习的榜样，学生“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心生感发向慕之志，必成理想追求事业。

书院祭祀活动一本其尊学术、重教育的理念，简单而又隆重。它依照儒家礼乐制度和程序进行，有尊师、重道、崇贤、尚礼的含义，它向院中诸生展示儒学礼仪的过程，实为生动的教育形式。不仅如此，透过庄严神圣的祭祀礼仪，院中诸生还可感知先贤先儒的人格魅力，感生成圣成贤之志，这样，祭祀就具有了人格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功能。

书院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活动的公共场所，藏书则是书院一种永恒的事业追求。唐代，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书院都已经比较注意藏书活动。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院而成的政府倡导之势，南宋朱熹、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了其藏书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www.xing528.com)

书院藏书有五个主要来源。一是历代皇帝赐书，其数虽少，但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二是中央与地方各级官府置备，它动用政府财力，虽难得多见，但一举即可解决问题，成为一些书院主要或唯一的藏书来源。三是社会捐助，包括官绅士民个人捐赠、院中师生捐置、非官方公众机构赠送等三种形式，它是书院藏书最主要的来源，是藏书事业最根本的保证。四是书院自置，包括拆资购书、书院自刻图书两种形式。五是设立图书基金，即利用官民二途所得银钱或田产，设为购书专款，利用息金或田租收入，常年为藏书楼提供图书。

书院藏书的目的是为院中师生提供研习之资。它既不同于官府藏书之石渠金匮，视若鸿宝，也不同于寺观、私人藏书之志在保存，以为珍玩，侈谈宏富，而是完全服务于院中师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形成了公共性、公开性、利用性的三大特征，这是它区别并超胜于我国古代其他三大藏书体系之私秘性、封闭性、守藏性的最大特色与优势所在，也是它能由古代过渡到近现代的内在原因。院中师生是书院藏书最基本的读者群，而且这一读者群的范围在清代由师生而及管理人员，由院内而及院外，由本籍而至外地，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使得院藏图书的“公共性”、“公开性”更加显扬，最终如上海格致书院“凡遵约登楼观书者”皆在欢迎之列，书院藏书楼已然成为完全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

书院与书的血缘亲情，使得修书、刻书成为书院一种与生俱来的功能。自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刊缉古今之经籍”肇始，历经宋、元、明、清凡千余年的发展，书院的刻书与藏书一样，也成就了辉煌之业，“书院本”以其精校、精工、易行“三善”成为中国出版和版本目录学发展史上一个亮点，备受世人关注。

为院中师生教学与学术研究服务，谋求书院的发展，是书院刻书的首要任务。与祭祀相配合，书院经常刊刻本学派学术大师的著作，以教授院中诸生。此即本于登其堂必读其书之义，意在明道传学。如此则道以书传，院因学盛，其结果就是书院与学派的结合，书院与学术的共同繁荣。书院还刊刻师生的学术成果，如宋淳熙年间，衡州石鼓书院山长戴溪“与湘中诸生集所闻”而成《石鼓论语问答》三卷。这种形式，到清代就演变成书院课艺、文集的出版，如杭州紫阳书院，从道光八年到光绪十八年（1848—1896），先后出版《紫阳书院课艺》九集。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至二十四年（1898）六月，长沙校经书院每旬出版《湘学报》一册，共计45册，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报了，它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六个固定栏目，发表院中师生“粗有所得之厄言”。这些连续读物的出版，可以及时反映书院的学术成果，扩大影响，甚至可以使贾林“收高值”，使“远方学者闻风向往”（赵宁《岳麓会课序》，载《岳麓文钞》卷十一）。书院还大量出版书院志、学规、章程、讲义、日记、同门录、藏书目录等。这类书籍，记录书院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意在总结经验教训，为教学、研究、管理、基本建设等提供借鉴，以推动书院自身的向前发展。

总括一代文献，为国家或地方的文化、学术、教育事业服务，是书院刻书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刊缉经史之籍数万卷，丰富国家典藏。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刊刻图书一百余种，其中《国朝文类》总收元代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志、碑、传等各类文章，“敷宣政治之宏休，辅翼史官之放失”，实为一代“典册”（吴昌绶《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附录》）。清代，福州鳌峰书院在康熙年间刻《正谊堂全书》，收理学著作五十五种，总括宋明理学著作，人称“理学渊海”。广州学海堂道光年间所刻《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一十二卷，与江阴南菁书院光绪年间所刻《皇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合称《皇清经解正续编》，总合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为清代经学集大成之作。至于甘肃兰州兰山书院刊《二酉堂丛书》，收周秦以来“关陇著述”二十一种二十七卷，使“西北文献，略见于斯”（《丛书百部提要》）；嘉庆年间，昆明五华书院所刻《滇明诗略》、《滇国朝诗略》、《续刻滇南诗略》、《滇南文略》、《滇诗嗣音集》等，形成云南历代诗文系列，实有总结地方文化之功。可见，书院刻书的范围已从书院师生扩展到了地方民众，有着广阔的空间。凡此种种，都说明书院刻书已经承担起总结一代学术，发展国家或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