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经济领域存在经济重心一样,在文化领域也存在重心,这个重心正如周振鹤先生所说的,是指一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该区域的文化代表那一时代的主要精神与中心内容,并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的影响。同时,这种文化或为统治者所提倡,或在当时的名流文士中流行。文化重心往往是唯一的,而不是多个。
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一开始在北方相一致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重心从上古至唐代也一直在北方,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和北宋灭亡后的宋室南迁对文化重心南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最终在南宋完成了南移的进程。
古代动乱多发生在北方,南方在大部分时间内能保持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样就导致人口流动的方向多是由北向南,而由南向北的流动在南宋之前只有隋朝和唐朝前期比较明显。也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段,两大统一帝国政治军事中心的北居曾经带动南人的北迁,也使北方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南方,但除此之外的其他时期的北人南迁都在悄悄改变着这种文化格局。
汉末至三国时期,北方地区的连年混战迫使北方人南迁,在同时期的南方有相对安定的割据政权,据守荆州的刘表政权就是其中的一个。刘表不仅注意发展生产,还实行招揽人才的政策,这样就在荆州聚集了很多的儒生学士。这批文化使者的到来为荆州的学术发展增添了活力,十几年后,荆州已经形成一个新的以襄阳为中心的学术文化中心,取代了洛阳的地位。这被有的学者视为中国古代文化重心南移的首次显现。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了西晋王室的南迁。在王室的带动下,北方士人开始了汉末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南流。这次的士人中多有文化世家、政治大族,是当时北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的南迁带动了思想学术向东晋都城所在的建康转移。经过南朝一个多世纪的稳定和发展,江东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文化重心的南移趋势加强。北方则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南北方所创造的文化各有千秋,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北方远不及南方。
田园诗的创始人陶渊明是东晋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他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意境淡雅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是《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表达了作者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甘于平淡的心境,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朝刘宋时期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曾经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山水名诗,读来让人觉得心胸开阔,心境自然。当今的浙江温州有一处江心屿风景区,其中的江心公园因谢灵运在此写下“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诗句而扬名。南朝诗歌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分别流行于长江中游一带的《西歌曲》和流行于长江下游的《吴曲》;著名的两部文选作品《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也在南朝出现了。
随西晋王室南迁的文化家族中,琅琊王氏是其中的代表,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书法艺术不仅在当时享有声誉,更是后人难得的稀世珍宝。清代的乾隆皇帝曾挑出王恂的《伯远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置于东暖阁,并将阁名改为三希堂,意思是里面藏着三件稀世珍宝。绘画方面,有擅长人物画和山水画的顾恺之,他画人物重在点睛传神。据说,他曾经在位于建康的瓦棺寺壁上画佛像,将要为佛像点睛的时候,要求观看者施钱,结果在几天之内就得钱百万。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对顾恺之的画推崇到什么地步。他的传世作品《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跟王羲之的字帖一样成为稀世珍宝。即顾恺之之后,南朝又出现了擅长山水画的宗炳,擅长人物肖像画的谢赫等。
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局面,全国的政治中心定在北方的长安,原来的六朝都城建康丧失了都城的地位,大批江左大族又北迁回关中地区,像许善心、虞世基等这样的文化世家的北归将原南迁的文化重心又带回了北方的关中地区。直到安史之乱发生,文化重心才重新回到了南移的进程上。(www.xing528.com)
“逋客多南渡,征鸿自北飞”,安史之乱后,文人对南下的描写俯拾即是。南下的士人多集中在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以北地区。本为河南陆浑人的梁肃,因史思明在洛阳作乱,跟随其父从河南新安南迁,最后定居在越州。世为宦族的河东柳氏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安史之乱时举族南迁,定居湖州。本为安定人的唐代著名散文家皇甫冉的曾祖皇甫敬德南迁后定居在润州。这些南迁的文化人以各种方式为南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促进了文化重心的南移。
为官的文人多以兴学重教来推动一方文化的进步。大历九年(774),太原的王纲为苏州昆山县的县令,他重新修建了学舍,聘请了老师,置办了经书,使昆山县形成了老少皆以读书为尚的习俗;唐宗室李椅在大历七年为政福州,通过削减官厨食堂的经费来扩大府学的规模,于是出现了“一年人知敬学,二年学者功倍;三年而生徒祁祁。贤不肖竞劝,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儒风济济,被于庶政”的景象。之后常衮为政福建,继续大规模兴学,至唐后期,福建已成为人文荟萃的文儒之乡,是全国科举及第的重要来源省份。
更多的白身士人南迁后孜孜不倦为取得功名勤读经书,这些士人的学习精神对南方的学风有很大的影响。那些稍有资历的士人则通过开办私学传播文化。还有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在南渡之后将自己的艺术心得传给南方人,家在苏州的程修己从京兆人周昉学绘画,画艺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后被召进宫中,颇受宠遇。
南下的士人还通过交游的方式互相学习,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大历年间,在江南形成了很多诗酒唱会,其中以鲍防为核心的浙东联唱和以颜真卿为核心的湖州联唱最为有名。在诗酒唱会上,诗人们把酒吟诗,常有名妓相伴,此情此景,令诗人们醉意昂然,回味无穷。借助这样的文人群体活动,北方的文学精华逐渐在南方扎根发芽,繁盛开花。
经过安史之乱,中国古代文化重心的南移推进了很多。唐代灭亡以后,五代十国时期北乱南治的社会环境再次为文化重心的南移提供了契机。就文学成就而言,诗歌的最高成就在唐代,但唐代灭亡以后,诗坛变得冷清寂寞。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其创作到晚唐五代时期繁荣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声望最高的是温庭筠和南堂后主李煜。五代南方九国中,以前后蜀和吴—南唐最为富庶,稳定富足的环境造就了西蜀的花间派,温庭筠就是为花间派所推崇的词人,对北宋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唐后主的词更是为后人所吟唱不衰。
北宋的都城定在洛阳以东的汴州,在北宋中期以前,洛阳汴京一线仍然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所在。作为北宋主流学术的理学正是在程颢、程颐两兄弟的努力下发扬光大,他们的活动以洛阳为中心,洛阳也就成为当时的文化重镇。汴京是都城所在,对文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往往超出一般城市,其文化的兴盛可想而知。这种状况到了北宋后期逐渐被打破,文化重心又继续其南移的进程,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最终改变了文化南轻北重的局面,文化重心在南方得以确立。
“春水东流,群雁南飞”,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对这种趋势做出重大反应的就是隋炀帝,尽管他最终赢得的只是一丘荒冢,半截残碑,而由他决策修建的京杭大运河依旧碧波荡漾,生气勃勃。它以自己的生命力见证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和残暴无度。正如唐代皮日休诗中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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