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中国城市格局变迁及扬州的耀眼地位

（二）城市格局由此变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不仅影响到了唐宋两大帝国的政治命运，而且带动了中国古代城市格局的变动。中唐以前，中国古代城市的格局是北强南弱、北多南少；而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城市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转成为南强北弱、南多北少的格局。这主要得益于南方运河和长江两岸商业城市的崛起、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持续发展和江南城镇草市的兴起。这些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在改变着南北城市在数量上的比例，也改变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内涵。

从西魏到唐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长安。长安虽然仍然具有天然的战略优势，但在经济上早就今非昔比。关中地区因缺粮引起的恐慌，迫使隋文帝先后开通了广通渠和山阳渎，隋炀帝又开通大运河，从关东和江南一带运粮食供应政治中心。到了唐代，曾经有几代皇帝为了生存到洛阳就食。安史之乱以前，关东和江南是关中的主要供粮区，安史之乱以后，关东一带为藩镇势力控制，唐廷得以维持的血液只剩下江南的粮食。政治中心的居北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使京杭大运河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商业城市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兴起的。扬州、苏州、杭州、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并称为当时的四大都市，华州（今陕西华县）、汴州（今河南开封）、泗州（今江苏盱眙）、常州、陕州（今河南陕县）、宋州（今河南商丘）、润州（今江苏镇江）也成为较大的城市。此外，沿运河的水陆要地和渡津之所也兴起了一些县城和集镇，形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第一条南北向轴线。

在这些运河城市中，受益最大，最为耀眼的要数扬州。扬州位于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南来北往西上东下的货物几乎都要经过这里，扬州因此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口。商业的繁荣造就了这个城市的魅力，无论是商人还是士人，都对之充满了向往，真像诗文所说“腰缠十万贯，跨鹤下扬州”，“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都曾到过扬州。当时的牙城和罗城风光无限，诗人们留下了“街重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等佳句。

运河的贯通不仅给扬州带来了繁荣的商业，更增添了美丽夜色。曾任淮南节度使的李绅这样描写扬州城内运河的夜景：“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樯帆近斗牛。”扬州因为运河的贯通成为一座不夜城，运河与这座城市已经融为一体。

扬州的城市魅力不仅仅停留在唐朝。到了北宋，扬州依然是“淮左名都”，元代诗人鲜于枢曾写道：“淮海雄三楚，维扬冠九州。”可以这样说，没有经济重心的南移，大运河的贯通没有这么快；没有大运河的贯通，扬州也不会发展到如此繁盛的地步。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除了运河一线的商业城市得到了发展外，长江一线的城市也在兴起，建康是唐中期以来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与广陵（今江苏扬州）、江陵、成都、南京、京口（今江苏镇江）并成为长江流域的六大都市。长江沿岸的浔阳（今江西九江）、预章（今江西南昌）和长江下游的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余杭（今浙江杭州）以及沔水（今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城和寿春城都是当时繁盛的商业城市。

在这些沿江城市中，江陵的地位与扬州的地位颇为相似，是东西南北四方商客的必经之地，也就注定了它比其他城市具有更优越的地理优势。杜甫曾经说过，江陵之地是“地利西通蜀……舟楫控吴人”；“大儿结束随商旅……朝发白帝暮江陵”。刘禹锡也指出，江陵“自古如今要路津……风天气色属商人”。从这些诗人的描述中可以想象地处交通要冲的江陵城商业的发达和繁华。大量中外商人聚集此地，为了赢得更多地利益，进行各种奢侈品的贸易，以江陵为中心的沿江城市由此成为一条长长的东西商业城市带，与以扬州为中心的南北城市带交叉在一起，构成了一片商业区，带动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

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带动了沿海贸易港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海外贸易港口城市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主要有广州、明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以及上海的松江等。海外贸易还带动了像洪州、宣州、绵州等陆路交通城市的兴起。在港口城市中，广州是开放时间较早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唐代是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陆贽曾经说过，“广州地当会要，俗号殷盛，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到了南宋，广州的地位才被后来居上的泉州代替。(www.xing528.com)

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设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的水陆交通要冲出现了一些商品交换中心，这些交换中心逐渐在时空上成为一种习惯，成为较为固定的集市，有些集市又发展成为城镇。这样的小城镇在唐代后期的南方大量出现，四川盐亭县雍江因产盐而成为盐市，荆州沙头市因地处交通要冲而成为草市。正是这些以经济重心南移为背景，兴起发展的商业城市在改变着南北方城市的数量之比，也在使中国古代城市的职能和内涵朝着经济型、商业型的方向转变。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宋以前的政治中心基本都在北方，将都城建立在南方的仅有三国时期的吴国、东晋和南朝的四个政权；而经济重心却经历了一个由北向南的过程。到隋唐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全国的政治中心仍然在北方的关中地区。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开始出现分离。但经济重心的南移和运粮的不便终于引起了都城的东渐和南移，从而使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矛盾在南宋以前得到一定的缓和。

政治中心所在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它必须要有足够的供给才能满足需求。唐代安史之乱后，唐廷对关东的失控和江南经济地位的上升，迫使唐廷依靠漕运解决关中的粮食供给。但唐代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运粮非常的不便，这其中要经过三门峡，此地水浅滩多，运输的粮船经常在此地搁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负责漕运的大臣曾经派人在此地用长绳将船拉着逆水而行。但这样的运输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向关中运粮成为一大难题。当粮食不能及时运到长安的时候，唐廷的皇帝大臣就到洛阳去就食。

洛阳的地理位置相对长安来讲，没有什么战略优势，但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大运河的开通却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是唐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一时期人口稠密的地区主要在关东的河南、河北和江南三地。其中江南的人口集中在江东地区，加上淮南的扬州，从而形成了一条自河北直达江南杭州的“〈”字形经济地带，这个经济带与大运河的线路恰好一致，而洛阳就处在中间的这个转折点上，运输的便利和与关中政治中心最为邻近使洛阳具备了与政权中心结合的条件，成为新都城的首选之地。隋炀帝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要修建东都洛阳、开通运河主要也是基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与洛阳所处的地利优势。

唐代的几位皇帝和大臣也曾注意到这一点，《旧唐书·张玄素传》中记载，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曾下诏修洛阳乾阳殿，遭到张玄素的极谏，太宗最终放弃了，但觉得非常可惜，叹言道：“洛阳土中，朝贡道均，联故修营，意在便于百姓，今玄素上表，一宜即停之。”唐太宗虽没坚持营建乾阳殿，但从他简短的话语中可知洛阳所处地理位置可减省转输。唐高宗和武则天也曾经受洛阳经济优势的吸引而屡次东幸。武则天甚至久居洛阳而极少回长安。高宗驾崩，陈子昂曾经建议将高宗的陵寝设在洛阳的景山。

唐玄宗在位期间，曾三次东幸，在诏书中对洛阳地位的认识是：“舟车之所会，流通江汴州之漕，控饮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但终唐之际，唐朝的都城都没有正式迁到洛阳。安史之乱，洛阳遭到破坏，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作为都城的基础。黄巢起义后，经过张全义的经营，洛阳城周围的农业恢复很快，但再也回不到从前。洛阳已经不能相称于一个王朝都城的地位。五代时期的后唐想继承大唐的正统地位，于是定都洛阳，但很快就灭亡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四个朝代都是建都在开封，也就是当时的汴州。

与洛阳城相比，汴州地处在大运河航线所包括的区域内部，横跨在运河之上。正是大运河的开通带给了汴州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从隋朝大业末年的商旅往来到唐代末年的人物富庶，汴州的交通地位在经济联系呈现南北向形态的趋势下显得越发重要。唐代的元稹曾这样形容汴州的地位：“汴州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凭借着优越的地势和雄富的实力，汴州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将都城定在汴州。宋代统一北方，汴州的都城地位依然保持着。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一隅，却也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南宋政治中心临安府（今杭州）恰好与经济重心相一致，经济实力的雄厚是最根本的原因。从关中的长安到关东的洛阳，再到跨运河的汴州，最后到临安，经过了一个逐渐东移南下的过程。引起这种变动的正是经济重心的南移趋势和对这一趋势做出重大促进的大运河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