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帝国运河牵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在隋唐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最为明显。自隋唐至北宋,中国的军事政治中心虽然经历了一个渐东的过程,但还是没能达到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统一,两者在地理上还是分居南北各一边。这样就必须通过一条交通干线将两者连接起来,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定。隋朝还没来得及从大运河中受益就迅速灭亡了,之后的唐宋两大帝国成了这条运河的真正受益者。这条运河对这两大帝国来说简直就是生命线。
在唐朝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战乱,如果我们能透过战乱的表面往深处分析,可能会发现,好多次战争都以争夺运河沿线的战略城市展开,都围绕着对运河的控制而进行,都为保住江南这个财富之地为目的。
武则天执政时期,徐敬业在扬州叛乱。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徐敬业的叛乱也是想通过控制扬州进而控制江南经济重地,断了武周政权的财路;实在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在东南建立割据政权,称霸一方。但武则天也意识到了扬州的重要性,凭借汴河的畅通,派30万大军顺利南下,平定了战乱,稳定了政权。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尽管保卫和争夺长安、洛阳是各自的用兵重点,但双方都极其重视对运河沿线军事战略要地的争夺。永济渠是叛军军事物资的运输线,汴河则是唐朝的生命线,双方有许多重要战役都在这里展开。平原之战中,颜真卿因控制了永济渠,断绝了洛阳至范阳的漕运和安禄山的归路,迫使安禄山暂时放弃了攻取潼关的行动,不得不自新安返回洛阳。雍丘界于梁宋之间,是河南道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也是当时抗拒安史叛军以卫江淮的三个重要战略要地之一。雍丘之战中,围绕对它的攻守争夺,叛军与中央军万人尸首塞汴水而下。睢阳之战中,由于张巡、许远等官兵的坚守,使攻下睢阳的安庆绪叛军无力再进攻江淮地区,江淮得以保全,中央政权的生命线未断。张巡等之所以誓死坚守睢阳城,就是因为睢阳城是江淮的保障,一旦被攻下,江淮岌岌可危。若江淮财富为叛军所控制,那么战事必将是旷日持久的。南阳之战中,安禄山手下的河南节度使李庭望也想断绝唐自江淮补给关中的另一条漕运路线,即溯江汉、越商於以输京师的线路,于是向淮北及南阳发动了攻势。南阳太守鲁炅守南阳一年,江汉得以保全,唐廷江淮租赋必经之道也得以畅通无阻。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与唐廷对汴河沿线的争夺凸显了汴州和徐州的政治军事地位,使两州成为了中原最强大的军事中心。(www.xing528.com)
唐朝后期,裘甫在浙东起义。浙东距关中虽有万里之遥,然而却是唐的经济命脉所在,如果不及时派兵镇压,江淮各地农民起义军相应,仰仗江淮财赋的唐政权,将无以供给。对唐政权而言,则是不堪设想的后果。唐廷为之恐慌,急派王式前去镇压。庞勋领导的徐泗地区的戍兵起义控制汴渠下游一年有余,使唐廷财政几乎崩溃。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尽管占据了长安都城,但由于没有控制江淮财富和运河重要战略要点,最终以失败告终。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没有挽回唐朝走向灭亡的趋势,因为在黄巢起义以后,唐朝先后失去了江淮和巴蜀两个最重要的财富供应地。经济重心的南移对唐王朝的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影响,唐代的极盛是以对江南经济的控制为基础的,失去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唐政权也就失去了保障,走向崩溃是必然的。
唐朝灭亡了,大运河淤塞了,南北经济联系断绝了。接下来的五代时期军事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经济重心依然在南方,没有了大运河的畅通,两个中心又各守一方,政权再没恢复到唐朝时期的国力。后周世宗在短暂的统治时期内,派人大规模地整治运河水道,使其畅通无阻恢复职能,把军事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从新联系起来,北方的政权中心再次有了财源动力。北宋的建立正是基于周世宗所作的这些努力。
北宋时代对南方财富和运河的依赖不减唐代。据全汉昇先生统计,北宋时期,每年由运河向北输送货物中仅米粮一项,最多时候达到800万石,大体上以600万石居多,有时也减到550万石。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居多,广南东路经运河运到汴京的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这些对外贸易物品为主。这些由南方各地运往汴京的物资构成了宋朝政权的经济基础,支撑着这个政权的存在。到了北宋末年,由于唐代以来由裴耀卿创始的转运法的废弃,大运河失去了原有的贯通作用,南方的物资不能顺利大量地送达汴京,而北方辽、夏、金政权的存在又加重了边防危机,军用物资需要的增多与供给的减少构成了北宋末年不能解决的基本矛盾。再加上宋徽宗为了满足个人享乐而从各地运往京城的花石纲严重阻碍了运河对物资的正常运输,到了宋朝的末代皇帝宋钦宗时期,经由大运河运往汴京的物资就更少了。北宋被金灭掉后,运河上游堤岸崩决,以致河水干浅,大运河再一次休息了,依靠大运河的北宋帝国也就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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