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和皇后的合称为二圣，推动封禅条件成熟

三、“二圣临朝”

废立皇后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归根到底是新君与旧臣的矛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总是以长辈身分、先朝旧制管束新皇帝，特别是长孙无忌等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永徽初期那种亲密的君臣关系出现了裂痕。

武则天抓住机会，借机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柳奭贬为遂州刺史。随后又在几年的时间内，把韩瑗、来济、于志宁等贬出京城。国舅长孙无忌也于显庆四年（659）以朋党案件被贬逐巴州，并最终被逼自缢。长孙氏、柳氏、褚氏的一批亲属子弟或杀或贬，他们在朝中的势力被摧垮殆尽，史称“政归中宫”。经过这番大刀阔斧的杀戮，武则天不仅消除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也帮助唐高宗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至此，武则天在朝廷的影响已越来越大，唐高宗与武则天配合的王朝开始了自己有作为的时代。从显庆四年（659）长孙无忌集团覆灭到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去世，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24年，这一时期史称“二圣时期”。

显庆五年（660）十月，唐高宗患风眩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请武则天裁决。武则天生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都称高宗之意，因此被委以政事。武则天由幕后听政逐渐变成台前辅政，成了唐高宗理政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这在唐高宗本人看来是非她莫属。因为自秦汉以来，宰相权重而篡夺皇位的事屡见不鲜。如曹操权重篡汉建魏，司马懿权重改魏立晋，萧道成权重篡宋立齐，杨坚权重改周立隋。所以唐高宗患病，权不下移，靠皇后担起内外朝政大事，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也是两人长期配合与信任的产物。慢慢地，武则天的权力欲望开始膨胀起来。

起初，武则天处理事情还请示高宗，与之商议，后来就逐渐自作主张。这对高宗这样精力还充沛的年轻君主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告密事件。宦官王伏胜告发皇后秘密请道士郭行真在宫中行巫蛊之术，祈求非分之福。高宗闻知，大发雷霆，立刻召见刚刚升任宰相不久的上官仪。上官仪利用高宗和武后之间的矛盾，提出废后建议并起草了废后诏书。武则天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得知后赶忙报告。武则天赶到后，软硬兼施，说得高宗心软，改变了废后的主意，高宗还把责任全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武则天于是让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最后将上官仪父子处死，赐死废太子忠。

上官仪谋废武则天的事情平息以后，武则天接受教训，言行比较检点，稍微改变了过去专恣行事的作风，尤其是在唐高宗身体每况愈下，繁重的军国大事都需要仰仗武则天果断才干的情况下。高宗逐渐恢复了对武则天的信任。从此，武则天进一步参与国政，每当皇帝临朝，则天必“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群臣朝拜和中外表章奏议，皆把皇帝和皇后合称为“二圣”。大唐王朝出现了“二圣并尊”的局面。“二圣”时期，表面上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共同执掌朝政，但由于高宗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实际上是由武则天以皇后的身分来处理大量繁重的国事。

从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时期，门阀观念就一直是世族豪门培植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自从曹丕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以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就一直没有真正被打破过。出身寒门的人为了能进入上流社会，总是呼吁打破门阀观念，而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又会把自己的家族封为高贵等级，子孙后代，永享官禄，压制其他等级。太宗李世民不能免俗，因钦羡士族而重新修订《氏族志》，武则天也不例外。她念念不忘长孙无忌说她出身贫寒的话，为了提高威望，为以后秉政做准备，踏上政坛之后，她首先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唐高宗诏告天下，修订《姓氏录》，取消了太宗时订立的《氏族志》。

《氏族志》虽然也是以唐朝官爵的高低作为等级排序，但仍十分注重是否是士族，旧的士族观念还很浓厚。新修的《姓氏录》是以武氏家族为第一等，下边按官职高低共分九等，凡是官员达五品以上者，皆可进入等级。这样一来，许多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都可以凭政绩提高自己的地位。而那些旧门阀的子孙，则被废除了凭祖宗族望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特权。为此他们强烈反对《姓氏录》的规定，甚至连一些被列入书中的旧士族官僚也耻于叙录，要求退出，企图使《姓氏录》成为一纸空文。武则天借用皇权，强行没收焚烧天下的《氏族志》，坚决推行《姓氏录》。不管武则天是出于怎样的私利考虑，《姓氏录》终究代表着一股冲击旧门阀观念的新潮流，对沿用了数百年的门阀旧制是一种彻底的否定，并从此结束了以门第定官职的历史。

旧门阀制度被打破之后，大批新成长起来的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蜂拥而来，要求进入官场。新登上政治舞台的武则天，为他们打开了闸门，借此不断培植拥戴自己的官僚队伍。可以说，武则天正是通过这些人登上大周皇帝宝座的。

武则天非常清楚，自己深居后宫，要想驾驭整个国家机器，还需要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当年为她争取皇后地位出过大力的亲信们，十多年来，大都被淘汰殆尽了，剩下的如李勣、许敬宗两人，也已是风烛残年。因此，在乾封年间（666～668），武则天“以修撰为名”，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大批才学俱佳的文人学士，这批文人学士被特许从玄武门出入禁中，时人称之为“北门学士”。武则天把这些文章高手召入禁中之后，编写了一批署武则天之名的著作，如《列女传》、《臣轨》、《官僚新诫》、《乐书》、《少阳正范》等。(www.xing528.com)

武则天设立的“北门学士”，名义上是修撰著作，实际上是武则天的智囊班子，武则天密令他们参决朝政，“以分宰相之权”。北门学士”从组织起来到武则天登基称帝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武则天手中重要的执政工具。

乾封元年（666），高宗皇帝在武则天的建议下，东封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大典。封禅是有条件的，不是每个帝王都可以随便去封禅的。一般来说，封禅大典的条件主要有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仓储充盈、四海升平等。从秦始皇开始，大约只有十几个帝王东封泰山。唐太宗一生都想行封禅大典，但因条件一直不具备，只得作罢。到了高宗皇帝和太后武则天临朝的“二圣”时期，封禅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是，历代封禅大典都不准女性参加，真正需要女性时，又都让臣僚代替。而高宗李治的这次封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武则天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封禅大典举行的前一年，武则天上了一份奏表，要求高宗皇帝准许自己在封禅大典中率领宫内外所有有爵位的命妇亲自主持祭地仪式，高宗皇帝允准。整个封禅过程中，在武则天的背后，跟随着一大群浩浩荡荡的朝廷命妇。在这一大群命妇的追随下，作为第一个参加封禅大典的女人，武则天的形象凸现于泰山之上，高宗李治的形象反而黯然失色。武后参加封禅大典并行祭地亚献的目的非常明确，这是她从后台走到前台的前奏。通过在封禅大典中的表演，武后为自己将来出头露面铺平了道路。

上元元年（674）八月，唐高宗追尊高祖李渊为神尧皇帝，追尊太宗李世民为文武圣皇帝，自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表面上看，这只是称呼的变化，但实际上，这一称呼的变化，进一步确立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天皇天后的并称，使她正式从帘后走了出来，与高宗皇帝并坐于太极殿上，与朝臣面对面地处理政事，正式面对李唐王朝的整个天下。四个月之后，她就在“北门学士”的协助下，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一个政治纲领——《建言十二事》。其内容为：（1）劝农桑，薄赋徭；（2）给三辅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费力役；（6）广言路；（7）杜谗口；（8）王公以降学习《老子》；（9）父在为母服丧三年；（10）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11）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1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建言十二事》的出台，从天后武则天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拉拢中下层官吏，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培育基础，但那些年接连灾害，京畿关中闹饥荒，又多方用兵，穷于应付，所以从客观上来说，劝农息兵，尽量节俭的建议，表明武则天能抓住时代的潮流，适时改变封建国家的政治方略。这应该是她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政治才能的体现，这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上元二年（675），深得高宗喜爱的24岁的皇太子李弘，在随父皇、母后游幸洛阳合璧宫时，突然死于宫中绮云殿。李弘之死对身体情况不是很好的高宗皇帝，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五月，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上元三年（676）初，因病不能上朝的高宗，曾经一度想让武则天摄知国政，但遭到宰相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激烈反对。这两位士族出身的官僚引经据典，劝说高宗应当“谨守宗庙，传之子孙”。唐高宗因此作罢，一心培植儿子李贤并数次让他监国。太子李贤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史称“太子处事明审，时论称之”。但李贤在监国期间，招集张大安、刘讷言等一批学者注《后汉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注书，李贤把一大批著名学者笼络在自己周围，实际上是在后党北门学士之外另立太子党，以扩充自己势力，这势必与大权在握的武则天发生冲突。

武则天曾令北门学士编《少阳正范》和《孝子传》送给李贤，让他好好研读自省，这更引起李贤的不安和忧虑，逐渐相信了宫中流传的自己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的流言，于是在马厩私藏了许多武器。武则天借机指使人诬告太子宠近男色，荒废政事。永隆元年（680）八月，李贤被废掉太子身分，贬为庶人，后又被迫迁到巴州，并在几年后中宗李显被废黜时，在巴州被杀死。

接连发生的不幸使高宗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在洛阳宫中驾崩，终年56岁。从此，“二圣”时代结束了，武则天在政治上又开始了更大的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