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十二讲：文宗、武宗时期的政治决策和权谋

四、文宗、武宗时期

文宗一朝（827～840）是牛李两党斗争互有胜负、朝政极其动荡的时期。文宗对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感到困惑和无奈，他曾经对身边的人感慨道：“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其实，唐代安史之乱以后长期存在的河北藩镇具有自身长久的民族和社会文化背景，所以朝廷经过多次的努力，却始终难以根除。相比之下，朝廷中牛李两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背景更是根深蒂固，比河北藩镇要源远流长的多，再加上两党又都和宫内的宦官势力相勾结，所以文宗才会有去除朋党比去除河北藩镇更难的感叹。实际上，由于朝廷大臣中的朋党之争是宦官内部斗争的附属品，如果不能除去宦官势力，又怎么可能除去朝廷中的朋党呢？

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通过走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两人一掌权，就联合起来极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贬谪他为西川节度使（治所在今成都）。那时候，西川附近一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甘孜州东部），并立刻上书朝廷，以为自己立下大功，期望可以获得文宗的重用。但是宰相牛僧孺却对文宗说：“李德裕收复了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破坏跟吐蕃的关系，那才得不偿失呢！”牛僧孺还要文宗下诏叫李德裕将维州还给吐蕃，李德裕为此非常恼火。

太和二年（828）三月，文宗下诏制举，以贤良方正与直言极谏问策取士。进士出身的幽州昌平人刘蕡对策，直陈宦官专权，认为天下倾覆、海内大乱、国家政治危机都是由于宦官的专权所导致。他还论述了藩镇擅兵、奸臣当道的危害，在当时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文宗刚刚即位，羽翼未丰，他任用了其他的对策者，唯独没敢用刘蕡。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地位日趋稳固，他也开始着手解决专权的宦官。

太和四年，文宗任用宋申锡为宰相，要他秘密铲除宦官势力，但因时机不成熟，计谋破产。后来，文宗又重用郑注、李训，开始剪除宦官。郑注本姓鱼，因为冒姓郑，人称“鱼郑”，以精通医术得以进用。李训原名李仲言，出身名门，以精通《周易》得以进用。郑、李二人都善于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极佳，文宗十分器重二人，尤其视李训为“天下奇才”。郑注本来是因大宦官王守澄推荐得到重用的，为了协助文宗除去王守澄，他引用素与王守澄有矛盾的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在一切就绪之后，李训于太和九年建议文宗剥夺了王守澄的实权并将他毒死。同时，李训建议文宗将担任山南东道监军的陈弘志召回京城，并派人将其杖死于回京途中。因为宫中一直认为此人就是当年亲手杀死宪宗的凶手。文宗在此后剪除宦官的行动中，更引发了一场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

本来，郑注和李训计划在下葬王守澄的时候，要求所有宦官都为王守澄送殡，然后以所率亲兵怀藏利斧将其全部砍杀。但李训求功心切，决定抢先下手。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训提前在宫中部署了兵力，等文宗上朝后，金吾大将军韩约按预定计划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李训于是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自前往感谢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与中书、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官吏看后奏称，不像是真正的天降甘露。文宗又派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仇士良与鱼弘志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止。仇士良等走到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态度反常，心中很是疑惑。这时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他们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宦官们大吃一惊，慌忙逃出，门卫想关门都来不及了，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

宦官们返回大殿，挟持着文宗，把他塞进轿内，抬起来直奔内宫，李训大叫：“保护皇上，每人赏钱百千！”于是禁卫军们都冲了上来。仇士良见形势危急，抄近路向内廷跑去。李训拉住软轿不肯松手，仇士良扑上来厮打。李训从靴筒中抽出刀来刺仇士良，仇士良被宦官救起。李训一直抓住文宗的软轿不放，被一起拖到了宣政门。这时宦官郗志荣跑来，把李训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人乘机拥着文宗的软轿进了内宫。待仇士良等人缓过神来之后，立即派兵关闭宫门，对宰相和朝廷官员痛下杀手。

仇士良派遣神策军五百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了一千多人。包括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在内的朝臣，无论是否参与其事，均先后遭到捕杀。李训乔装出宫，一路上假装疯癫逃到终南山的寺院中，后被地方官抓获。他担心被押送到宦官手中会遭羞辱和酷刑，在到达京师附近时，便对押送的人说：“现在禁军到处抓我，是因为能够得到重赏。等他们见到我，肯定会将我从你们手里抢去领功，不如你们把我杀了，拿着我的首级去领赏更直截了当。”于是被杀。甘露事变发生之际，郑注正率领五百士兵赶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他的全家老幼也被仇士良派人诛杀，与事变有关无关的朝廷官员也有上千人被杀。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这次事变后，宦官更加盛气凌人，对待皇帝也很不礼貌，常常出言不逊，文宗羞惧难当，从此也不再做声。

由于郑注、李训的计划事先得到了文宗的同意和支持，仇士良等大宦官非常生气，准备废掉文宗。某日，翰林学士崔慎由正在值夜班，突然被带到一个密室里，仇士良对他说：“皇帝身体一直不好，自从登基以来，政事荒废，皇太后有密旨要另立新君，特请崔学士写诏令。”崔慎由惊讶地说：“皇上的盛德传遍天下，我们做臣子的怎么可以随便议论呢？我家属众多，我不敢参与这种大逆不道、诛灭九族的事情，即便是死我也不能从命。”仇士良没有说话，打开后门，领着崔慎由走到一个小房间，文宗就在里面。

仇士良大声斥责文宗的种种过失，文宗只能默默低着头听。最后仇士良指着文宗说：“如果不是因为崔学士，你就做不了皇帝了。”于是把崔慎由送回去，并警告他说：“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否则你全家都会大祸临头。”崔慎由偷偷地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藏在枕头里，没有其他人知道。临死的时候，他才交给儿子崔胤，崔胤因此对宦官深恶痛绝。后来崔胤做了昭宗的宰相，终于在他的手上消灭了宦官的势力。(www.xing528.com)

文宗虽然勉强保住了皇位，却从此成为宦官的傀儡。有一次，文宗偷偷地问翰林学士周墀：“就你所知道的，我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周墀回答说：“臣没有资格来评价陛下，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一样的君主。”文宗说：“我之所以问你这个，是想知道我与周赧王、汉献帝相比如何？”周赧王与汉献帝都是亡国之君。周墀很惶恐地说：“即使是周代的成王、康王和汉代的文帝、景帝也比不上陛下的功德，您怎么能与那两个亡国之君相比较呢？”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权臣，而我却是受制于家奴，说起来，我还远不及他们。”说着流下了眼泪，周墀也跪在地上痛哭。文宗从此一直到他去世，都不再上朝。

由于甘露事变，宦官集团加强了对文宗和朝廷事务的干预，以至于天下大事都要由宦官来处理，宰相只是负责颁行而已。自此以后，唐代皇位继承完全取决于宦官，外朝宰相所能做的只有服从。

文宗即位之初，一度想立他的长兄敬宗皇帝的儿子晋王普为嗣，不幸的是，五岁的晋王普于大和二年六月夭折，文宗追赐他皇太子的名号。一直到大和六年十月，他才立了自己的儿子鲁王永为太子，第二年八月举行了册礼。文宗的杨妃不喜欢太子永，一直谋求废掉他，由于朝廷上阻力太大而没有成功，但太子永在开成三年（838）十月暴死，使此事画上了句号。太子的死使文宗非常伤感，认为自己枉为天子却不能保全儿子的性命，他除了追赠儿子为“庄恪太子”外，还把火气发到太子身边的宫人身上，自己也抑郁成疾。开成四年十月，文宗没有同意杨妃立皇弟安王溶的提议，而是立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敬宗的第六子陈王成美为太子，可还没有来得及举行册封大礼，文宗就一病不起了。

开成五年正月初二，文宗秘密下旨，命枢密使刘弘逸与宰相李珏、杨嗣复等奉太子监国。但是掌握实权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表示反对，以太子年幼多病难当重任为由，提出重立皇太子。宰相李珏据理力争，但丝毫也奈何不了手握重兵的神策中尉，于是仇士良、鱼弘志假传圣旨，将文宗的五弟颍王瀍立为皇太弟，迎入宫中。太子成美仍然以陈王的爵位退居藩王府邸。文宗驾崩之后，颍王即位，这就是唐武宗。

武宗即位之初，在仇士良等人的支持下，大开杀戒。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均被赐死。在当年八月为文宗举行的安葬典礼上，仇士良又把素与自己为敌的枢密使刘弘逸等杀死。

由于宦官刘弘逸一派与牛党宰相李珏等拥戴皇太子成美遭到失败，仇士良、鱼弘志一派自然必须排除牛党的宰相，而引用与自己关系良好的李党领袖李德裕取而代之。李德裕早年与仇士良一派的宦官杨钦义结交，这是他能出任武宗朝宰相的重要原因。武宗的登基和李德裕的进用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唐代皇位继承权的不稳定以及内宫宦官斗争的胜败决定了外朝党争的胜败。

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武宗驾崩。武宗生前一直没有立太子，所以在他病危已经不能说话的时候，宦官集团便在宫中商议对策。这时的神策中尉马元贽拥立宪宗之子、武宗之叔李忱为皇太叔，在武宗死后登基，是为宣宗。宣宗一即位，就把武宗朝的宰相李德裕贬出朝廷。一直到死，李德裕也未能还朝。宣宗重用牛党的白敏中为相，延续几十年的牛李党争最后以牛党的全面胜利和李党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武宗病危之际宫中宦官内部斗争的准确情形，但是从武宗的儿子们无一人能继位以及李德裕遭到贬黜的结果来看，必然是拥戴武宗且与李党关系密切的一派在宦官的内斗中遭到失败。宣宗居然能够打破父子、兄弟相继承的传统，而以皇太叔的名义继承侄儿的皇位，更加证明唐代皇位继承的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