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三位帝王：宪宗、穆宗、敬宗

三、宪宗、穆宗、敬宗时期

一般认为，牛李党争起于唐宪宗元和时期（一说起于长庆元年科场案）。这场派系斗争从其形成到结束，约四十余年。虽然党争的本质在于对权利的争夺，但在当时，党争的兴起与朝廷对藩镇的政策密切相关。宰相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主张武力平叛，李吉甫死于元和九年，武元衡死于元和十年，其后主战派的领袖人物是裴度；另一位宰相李逢吉则主张安抚妥协，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由于宪宗和当权宦官吐突承璀支持前者，因此元和年间主战派得势，反对派则利用舆论与之抗衡。不过由于当时两派的争论基本上还是以政见为主，派系私利的性质不明显，故元和年间只是牛李党争的酝酿时期，两党真正的激烈斗争还要在宪宗去世以后。

起初在针对淮西用兵的时候，宪宗作为最高决策者，得到以吐突承璀为代表的主战派宦官的支持，朝臣们虽然意见不同，但并没有形成分明的对立阵营。可是由于决策出自宰相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呼应，招致牛僧孺等人的猛烈批评，更由此升级为互相报复的恶劣对抗。

在李吉甫、武元衡相继去世后，宪宗将讨伐的指挥大权交给宰相裴度负责。李逢吉不想让裴度成功，于是暗中阻挠他，二人由此产生矛盾。等到裴度亲自出征的时候，与李逢吉关系密切的翰林学士令狐楚在李逢吉的授意下，为裴度出征撰写诏令，却没有符合宪宗的意思，自然使宪宗大为不满，李逢吉和令狐楚两人一并被罢免。从此，裴度和李逢吉之间势同水火，由于二人都有大批的追随者，这场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开始趋于表面化和白热化。到后来，斗争的激烈程度随着斗争的长期延续而逐步加剧，当时的朝廷官员纵然想完全置身事外，也已经变得毫无可能。

除了极个别像白居易这样的年高望尊者能够幸免于两党的斗争之外，其他人如果不明确表示和坚持自己的党派倾向，就会受到牛李两党的共同排斥。著名诗人李商隐本来出自牛党阵营，可是他突然又与李党成员联姻，以图仕进。结果不仅牛党恨他忘恩负义，李党也鄙视他轻薄无操，导致李商隐虽然身怀绝世的才华，却只能郁郁而终。这一点可以说是掌握中晚唐之际士大夫生平际遇的最关键之处，绝对不容忽视。

元和一朝虽然号称中兴，但是与外朝大臣的党派斗争兴起相伴随的宦官内部的党派斗争也在同时趋于激烈，最终导致元和十五年（820）宪宗被反对派的宦官所弑，继位的穆宗亦由这批反对派的宦官所拥立，于是中央政府对藩镇的政策也随之改变，“销兵”的舆论开始甚嚣尘上，整个国家的政策也跟着发生巨大转变。

元和时，吐突承璀建议宪宗立澧王宽为皇太子，宪宗没有采纳，而是立遂王宥为太子，即后来的穆宗。等到宪宗病危之时，吐突承璀担心自己的安全，千万百计想拥立澧王，但太子得到手握禁军的宦官王守澄等人的有力支持，宦官陈弘志等更是进而谋逆，将病危的宪宗杀死，拥立太子继位。穆宗继位以后，对吐突承璀当初不愿拥戴自己甚而与自己作对的行为耿耿于怀，很快将他处死以泄心头之恨。

由此可见，元和时期的内廷宦官明显分为两派，以吐突承璀为首的一派想拥戴澧王，以王守澄为首的一派则拥立遂王，即后来的穆宗。宪宗虽然死于宫廷政变，但由于宪宗英名远播，宦官们不敢将弑逆的实情对外吐露。实际上，在宪宗被弑逆的过程中，穆宗的生母郭皇后也涉嫌参与。后来宪宗的幼子宣宗继位之后，全力追查当初宪宗被弑逆的罪魁祸首，郭太后终于因此丧命。虽然宫廷之内的斗争向来十分隐秘，不易为外人所知，但是穆宗依靠政变继位的过程仍然可以证明唐代皇位继承权的不固定性以及宦官内部的党派斗争。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了号称中兴英主的宪宗的不幸结局。

长庆元年，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科考试，右补阙杨汝士为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及宰相裴度之子裴譔等登第。前宰相段文昌向穆宗奏称礼部贡举不公，录取都是通过“关节”。穆宗特地询问当时号称“三俊”的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和李绅，他们也都说段文昌所揭发的是实情。穆宗派人复试，结果原榜14人中，仅3人勉强及第，钱徽、李宗闵、杨汝士都因此被贬官。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于是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则很同情李宗闵。自此开始，两派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双方各从派系私利出发，互相排斥，大体上是两党交替进退，一党在朝，便排斥对方为外任。(www.xing528.com)

同时，由于内宫之中主张对藩镇用兵的吐突承璀一派的失败，于是外朝的宰相就成为王守澄一派的附属品。职是之故，“销兵”政策就成为穆宗长庆时期（821～824）的国策。著名诗人元稹的代表作品《连昌宫词》以一句“努力庙谋休用兵”作为全诗的结语，颇能反映当时的政局与国策。

在宪宗去世之前，唐朝中央政府已经对绝大多数藩镇重新取得了控制权，而到穆宗继位之初，河北、河南地区的藩镇也都向朝廷臣服。长庆元年二月，宰相萧俛与段文昌等人认为如今既然已经天下太平，不应该继续保持庞大的军队，希望穆宗裁减军队名额，然而又担心裁军之举欲速则不达，于是献上“销兵”的计策，请穆宗秘密下诏给全国的藩镇，要求每年以逃亡或去世的名义裁减百分之八的士兵，企图以此来逐步削弱藩镇现有的军事力量。穆宗按照他们的意思诏令天下裁军，可是那些被裁掉的军人丧失了生存手段，只能聚集为盗贼。长庆二年，河北藩镇再次叛乱，那些被裁退的职业军人纷纷投靠叛乱藩镇。相比之下，朝廷用于平定叛乱的军队兵力不足，于是招兵买马，可是这些临时召集的乌合之众显然不是藩镇职业军人的对手，导致朝廷战败，再次失去对河北地区的控制。“销兵”政策彻底归于失败。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因病去世，皇太子继位，是为敬宗。敬宗是穆宗的长子，因此获得包括裴度、杜元颖、李绅等李党领袖与李逢吉等牛党领袖在内的绝大多数朝廷重臣的推举，被立为太子。当时穆宗当政不久，王守澄一派的势力正处于全盛时期，由于获得王守澄的支持，所以敬宗的太子地位比较稳固。加之穆宗在位四年就去世了，敬宗的皇位继承权因此未被动摇，得以顺利继位。

可是敬宗登基之后，王守澄经常对敬宗说：“陛下能够登基，多亏了李逢吉的帮助。当年先帝确定储君的事情，只有我最清楚。翰林学士杜元颖、李绅等人都劝先帝立深王为太子，只有李逢吉坚持要先帝立陛下为太子。”李逢吉也对敬宗说：“李绅在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曾经对陛下不利，请陛下把他逐出朝廷。”敬宗当时虽然年纪还小，却对此事有所怀疑，但由于刚刚继位，需要仰仗王守澄和李逢吉的支持，只得顺从他们的意思，将李绅贬官。后来宫中有一次寻找东西，发现了穆宗时的一些文件，打开一看，原来是裴度、杜元颖和李绅三个人上的奏疏，内容是请立敬宗为太子。敬宗看了非常感慨，于是不再听信李逢吉一派的谗言，这样李绅一派方才得到保全。同时，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要求为吐突承璀伸冤，使其在宪、穆之际所受罪名得以昭雪，可以证明马存亮与吐突承璀同属一派，此派虽然在穆宗、敬宗时期不受重用，但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力量。鉴于李逢吉等大臣借皇储问题大肆攻击政敌，而居于幕后的宦官首领王守澄也牵涉其中，更加可以证明唐代皇位继承权的不稳定以及内廷的宦官党争与外朝的大臣党争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可是好景不长，敬宗没过多久就在宦官的内斗中被弑身亡。宝历二年（826）十二月，敬宗外出打猎，深夜才回宫，又和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一起打毬，还召集许多禁军将领一同饮酒作乐。敬宗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想进房间换衣服，这时候宫殿里的灯烛突然熄灭，刘克明等人乘机将敬宗谋杀。刘克明与苏佐明杀害敬宗后，假冒敬宗旨意选立了宪宗的另一个儿子绛王李悟“权勾当军国事”，即先让绛王代理军国大事，为正式登基做准备。这样做本来是多年来宦官拥立皇帝的惯用伎俩，大臣也都见怪不怪了。可是刘克明等还不以此为满足，又商议着剥夺其他宦官手中的权力，这样就惹恼了宦官中的实力派——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以及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等人（在唐代后期，任左右枢密使和左右神策军中尉的四位大宦官被称为“四贵”）。于是王守澄等人合谋，率禁军迎接穆宗的次子江王李涵入宫，此举也得到了三朝元老裴度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派神策军在宫中捉拿刘克明一派的党羽，刘克明见大势已去，想要投井自尽，被抓获斩首，刘克明拥立的绛王也被乱兵所杀，江王登基称帝，是为文宗，即位后改名为李昂。在这次宫廷政变的过程中，王守澄一派虽然受到了另一派宦官势力的威胁，但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兵权，所以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当初宪宗被弑的时候，宦官集团害怕遭到外界的声讨，不敢公布实情。而敬宗被弑、绛王被杀之后，以王守澄为首的宦官集团仍然有所避讳，不知道该如何对外界解释，而且由于没有先帝的遗嘱，文宗应当以什么方式登基即位，王守澄等人也搞不明白，还是翰林学士韦处厚说：“孔子作《春秋》的笔法，是大义灭亲，有恶必书，以使大家明白其中的是非，这样我们做的事情就能够名正言顺了。现在怎么可以犹豫不决，有所避讳呢？”王守澄等人采纳了韦处厚的意见，方才把事变的原委公诸于众。

敬宗和绛王相继遇弑，他们都做了宦官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而文宗也不过是王守澄派的傀儡。由此再次证明了唐代皇位继承权的不稳定及其与宦官内部斗争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