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权责明确，运转良好

七、权责明确，运转良好——贞观之治的体制保障

贞观之治的舞台由贞观君臣唱着主角，活跃的人物背后，运转良好的国家体制起着功不可没的保障作用。

唐承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六部为隶属于尚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户部在贞观年间称为民部，高宗即位后，为避太宗之讳，改称户部。

三省职责分工明确，相互制约，保证着唐王朝决策的合理性。其中，中书省掌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尚书省掌施行。皇帝有什么命令，首先让中书省起草诏令。在这个过程中，中书舍人各抒己见，杂署其名，称为五花判事。诏令经过中书侍郎、中书令的审核后，送交门下省审驳。在这个过程中，门下省官员若觉有不便之处，可以驳回诏令，“涂窜而奏还”，称为涂归。只有通过门下省审议的诏令，才可以送交尚书省执行。这样经过多层程序最终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能够集思广益，考虑周密。因此，元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所作注中，谈到这种“中书出命，门下审驳”的制度时，感叹道“上（按：太宗）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

当这种体制运转出现失误时，太宗会及时地提醒群臣。贞观三年，太宗对臣下道：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之处，皆应据理力争。近来只见顺从，却听不到违异之音。如果只是按文书行事，那谁做不到，我又何必苦求贤才！群臣自知理亏，纷纷顿首拜谢。

唐太宗为了削弱宰相权力，实行集体宰相制度，三省长官皆为宰相。尚书令权力过大，太宗于是以自己曾任尚书令为由，不再设置尚书令，而由权力相对小一些的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为尚书省的实际长官。这样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构成了宰相集团的主体。另外，太宗还会给一些品级相对较低的官员，加以“参议朝政”、“参议得失”等名号，让他们参加宰相会议——政事堂会议。这些人也是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杜淹曾以御史大夫的身分，“参预朝政”，史称“他官参预政事自此始”；魏徵也曾以秘书监的身分“参议朝政”。宰相的另外一些称呼，像“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也都始于贞观年间。集体宰相制度的实施，不仅大大削弱了相权，集中了君权，而且对某一问题，多个宰相各抒所见，保证了决策的质量。

为保障决策的正确性，太宗还于贞观元年下令：“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也就是说太宗与宰相、大臣在内殿讨论国家大事之时，谏官们要跟随左右。所谓谏官，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进谏直言的官员。太宗让谏官参预这样的讨论，无疑是想让他们能够更好发挥自己的作用。(www.xing528.com)

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贞观君臣决策的正确性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孟宪实把贞观时期的政治称为“理性行政”，也是这个道理。

贞观之时，各部门不仅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而且各司其责、权责明确，越俎代庖的现象非常少。

太宗深明大义，知道君主一个人的精力不足以治理好整个国家。太宗不仅以身作则，尽量不越俎代庖地去干涉百司事务，而且希望臣下也能明确自己的职责，不要去过问自己不该过问的事情。

贞观二年，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为朕分忧，广开耳目，访求贤哲。近来听说你们每天处理的案件就有数百件之多，这样你们哪里还有时间帮助我去招贤任能？于是下令：尚书省之细碎杂务，一切皆委付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那些事关重大的冤案要案，才由仆射亲决。在太宗眼里，宰相应该提纲举目，关注事关根本的国家大事，至于那些细小之事，自有相关机构处理，宰相不应为之劳心费神。

以上仅仅是政治体制上的保障。此外还有被钱穆先生称为史上税率最低赋役制度的租庸调制，为贞观之治提供着财政上的保障；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重外轻局面的形成，为贞观之治提供着军事上的保障；“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为贞观之治提供着人才与统治基础上的保障，等等，在此就不一一细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