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以我为主,海纳百川——贞观年间的对外政策
贞观七年十二月,太宗置酒摆宴。席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助兴,又命南蛮酋长冯智戴咏诗为乐,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看到此情此景,太上皇不由感叹道:“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太宗起而奉觞,为父祝寿道:现如今四夷入朝,都是因为您的谆谆教诲,不是儿臣所能做到的。太上皇听了这番话之后,“大悦”。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高祖李渊义旗初举之时,为了稳定后方,避免腹背受敌,曾称臣于突厥。而这种“海内一家、胡越威服”局面的出现,全都是太宗的功劳。太宗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还是恭恭敬敬地谦虚了一把。
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自古未有的“胡越一家”的盛况,除了有突厥等少数民族自衰的因素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贞观君臣采取了正确的对外政策。贞观时期的对外政策,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我为主”。
贞观四年,李靖大败突厥,俘获颉利可汗;高昌王麴文泰入朝上贡;奚、霫、室韦等东北诸夷共十余部皆内附。也就是在这一年,各族君长诣阙上表,以太宗为“天可汗”。在这一年,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内附的小高潮。
面对这样的形势,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我即位之初,上书言事之人很多。有人说为人君者必须独揽威权,不得委任百僚;也有人让我夸耀武力,威慑四夷;唯独魏徵劝我息兵兴文,布施德惠,中国安定,四夷自服。我听从了魏徵的意见,才使得天下安宁,远夷君长,皆来朝贡。这都是魏徵的功劳!
贞观十二年,疏勒(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喀什)、朱俱波(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叶城)、甘棠(又作甘堂,或亦作骨堂。一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一说在印度南部。也有人认为指菲律宾吕宋岛他加禄人的古国)遣使上贡。太宗对群臣说:假如中国未安,这些地方的朝贡使臣缘何而至?由此可见,太宗清楚地知道四方各族远来内附的主因是中国自己的安定。
只要中国君主克欲奉公,与百姓休养生息,天下安宁,四方朝贡者自会络绎不绝。所以,太宗非常反对动辄以武力来解决争端。
李世民年轻时便与战争打交道,李唐王朝的江山也是通过战争打下来的。他深知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武德九年,即位不久的太宗说道:我即位未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应与百姓休养生息。一旦与虏开战,损失甚多;虏同我结怨既深,惧怕而修守防备,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得志了。
太宗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武德九年,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人反叛,请发兵讨之。太宗没有同意窦轨的请求,他说:獠人生长于山林,偶出盗窃,是其常俗。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加以安抚,他们自然顺服。轻动干戈,把他们当作禽兽一样对待,难道是你们这些父母官应该做得吗?
贞观四年,林邑国(在今越南中南部)遣使献宝珠一枚,但所上表辞,颇有不顺之意。有人主张发兵讨之。太宗说道:“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黩武者,没有不亡国的。隋炀帝和突厥颉利可汗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林邑是个小国,胜之不武,况且还不一定能胜之!区区言语间的傲慢,何足介意。(www.xing528.com)
但是,忍并不意味着懦弱,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当对手的挑衅超出一定的限度时,太宗也会采取强硬的态度迎击之。
武德九年八月,东突厥颉利可汗趁唐政局未稳,发兵来犯。兵至渭河便桥之北,逼近唐都长安。颉利可汗派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探虚实。执失思力趾高气昂地说:颉利与突利二位可汗将兵百万,已经打过来了。太宗见他如此傲慢,决定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太宗声色俱厉地责问:想当年我和你们可汗面结和亲,前后赠送之物,不可胜算。你们却自负盟约,引兵深入,难道不觉得惭愧!你们虽是戎狄之人,也应有良心,为何把我们的大恩大德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在这里自吹自擂?我今天先把你斩了,再向你们可汗问罪。执失思力害怕了,“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人也请“以礼遣之”。太宗道:我今天要是按照礼节遣还他,他们必定以为我害怕了,肯定会更加毫无忌惮地大肆凌虐。太宗的言外之意是:人家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咱还能以礼待之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太宗先把执失思力扣押在门下省,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共六人骑马北出玄武门,径诣渭河之上,与颉利隔水而语,责以负约。突厥人见太宗亲自出马,“大惧,皆下马罗拜”。一会儿,诸军赶来,旌甲满野。颉利见此架势,知道执失思力已被拘禁,也面有惧色。
太宗命令军队后退,布好阵势,独留与颉利辩论。萧瑀怕太宗有所闪失,扣马固谏。太宗胸有成竹,我早就筹划周密了,爱卿不用为我担心。突厥认为我刚刚通过政变上台,无力御敌,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我京师。我若以弱示之,闭门据守,则正中其下怀。所以我现在轻骑独出,让他们认为我觉得他们不足惧;又让军队摆开阵势,让他们知道我会与之决一死战;这样做会出其不意,让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反观突厥,纵兵深入我地,必有惧怕之心,所以与之开战,则能战胜他们;与之讲和,则能安稳他们。制服突厥,在此一举。爱卿就等着看好戏吧!
果然不出所料,颉利可汗当天便来请和。太宗顺水推舟,诏许与之讲和。两天后,太宗与颉利可汗于便桥之上,斩白马而盟。突厥退兵。
遍观贞观年间的对外战争,除了后期征高丽外,像俘颉利、讨吐谷浑、御吐蕃、灭高昌等,大都师出有名,并且往往能够克敌制胜。
此外,太宗对内附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政策,待之以礼,抚之以恩。贞观四年,灭东突厥后,突厥所统各部酋长至长安者,拜官赐爵,单是五品以上者就有百余人,几乎与当朝官员人数相等。
除了战争、安抚等政策以外,贞观年间的和亲也是保证边境安宁的重要策略之一。如南阳长公主与西突厥的和亲,新兴公主与薛延陀的和亲等,其中犹以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的和亲最为人们所熟知。
贞观之时的中国就好比是大海,四方诸族就好比是一条条的河流,大海有容纳百川的气度,河流有涌向大海的激情。每当正月朝贺,太宗端坐大殿,四方酋长与文武百官一起罗拜于下,高呼万岁。此情此景,哪个帝王能不羡慕?可哪个帝王能像唐太宗一样,做得如此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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