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至公无私，诚信为本

二、至公无私，诚信为本——唐太宗的人格表率

唐太宗的帝位来之不易，里面凝聚了太多文臣武将的心血。如何处理好这批功臣的封赏问题，非常棘手。

武德九年九月，也就是太宗即位后一个月，他把群臣召集起来，面定功臣的封赏爵邑，并说：大家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道：想当年臣首应义旗，跟随陛下起兵反隋。现在论功行赏，却在房玄龄、杜如晦等舞刀弄笔之人之下，臣心不服。太宗怎么会不知道叔父的大功大德，于是不慌不忙地说：叔父虽然首倡举兵，可是与窦建德一役，叔父几乎全军覆没；兴讨刘黑闼之时，叔父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邦固国，功劳自宜在叔父之上。叔父是皇亲，但我不能因为私恩就随便给您封赏。大家一看这种情况，连自己的叔父太宗都考虑得这么公平，也就都心悦诚服、无话可说了。

太宗这步棋走得漂亮。不仅顺利地解决了功臣们的封赏问题，而且通过这件事向文武百官展现了一种处理问题的姿态：至公无私。

自古帝王最难处理的便是公私问题。中国古代自夏朝以来便是一种“家天下”的局面。不管天下多大，对帝王来说，都是自己的家业。众口难调，要想让天下人都觉得你这个皇帝是公平的，实属不易。

唐太宗一直贯彻一个理念：以天下为公。他经常要求自己，作为一个君王，要以天下为公，不能对任何事情存有私心。解决功臣们的封赏问题，就是贯彻了这个理念。他先从自己身边的人下手，从皇亲国戚下手，更是让群臣无话可说。

我们说到公平、公正，往往会联想到依法办事。唐太宗不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百姓。比如曾有人请求用重法来禁盗。太宗不屑一顾地说：百姓之所以去偷盗，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盘剥，他们饥寒交迫，迫不得已而为之。作为君王，我应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让百姓丰衣足食，他们自然不会再当盗寇，哪里用得着什么严刑峻法！

太宗不主张依重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他对手下纵容。应该依法办事时，太宗则能秉公办理，即便犯法对象是自己的旧友故交，也能割爱循法。贞观三年（629），濮州（今山东鄄城西北）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革职，自言曾在秦王幕府供职，为太宗故旧。太宗可怜他，打算让他官复原职。魏徵以为不可，谏道：秦王府之幕僚，中外甚多。陛下此举之后，恐怕会有很多人倚恃旧恩，投机取巧，还请陛下三思而后行。太宗转而对相寿说：当初我为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我为君王，乃一国之主，不可唯独对故人抱有私心。况且臣下据理力争，但愿你能体谅我的难处。于是“赐帛遣之”，与之挥泪而别。太宗赐庞相寿以绢帛，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毕竟大家故交一场。但他终不以私害法，公正地处理了这个贪污案件。(www.xing528.com)

君主示臣下以公，臣下自然也是执法必公、处置公允。贞观六年，太宗亲临大理寺监狱视察工作，对死刑犯逐一询问，皆言自己死有余辜，没受冤枉。太宗觉得他们很可怜，就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做一个约定：现在是冬天，我放你们回去；来年的秋天，你们再来这里集合受死。当年共有390名死刑犯被放回家。到了第二年，全部如期而归，无一人逃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故事。

390名死刑犯无一人逃漏，其中除了太宗人格魅力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贞观君臣公平公正地判决，使他们知道自己该死，没有被冤枉，他们死得明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的神话。

太宗处理问题不仅公平，而且讲究诚信。太宗即位不久，大臣裴矩上奏：百姓遭受突厥侵扰的，请每户给一匹绢，以表安抚之情。太宗说道：我以诚信御使天下，不会只求虚名、不讲实效地去发布一些空头命令。每家每户，规模大小不同，口数多少各异，怎么能够给相同数量的封赐！最后，太宗下令，以各户人口数为标准，加以抚恤。

太宗不仅以诚御民，而且以诚使臣。他常以喜欢疑忌臣下的隋炀帝来规诫自己。他曾对群臣说：隋炀帝多猜忌，上朝之时，面对群臣，往往一句话都不讲。我不会这么做，我同大家“相亲如一体耳”。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斥去佞臣。太宗说：我所任用之人，在我眼里皆为贤良之人，你知道谁是奸佞小人吗？那人对道：臣乃一介布衣百姓，不是很清楚。还请陛下您佯怒来试探群臣，能不畏圣怒、直言进谏者是正直之人；曲顺圣情、阿谀奉旨者则是奸佞之人。太宗说道：我正要行大信于天下，不会用诈术御使臣下。你的建议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我不能加以采纳。

李世民即位时虽然年轻，但是多年的沙场经验让他具备了识人的本领。臣子该不该任用，任用的程度怎么样，这些问题在李世民心中都是有谱的。况且新君登基，正是李世民布信之时。他很清楚，只有对臣下推心置腹，才能换来臣下对自己的忠心耿耿。诚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