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安史之乱至黄巢起义

（三）唐后期（755年安史之乱至875年黄巢起义）

安史之乱的爆发，破坏了唐朝正常的统治秩序和安定统一的局面，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此后，唐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把安史之乱视为唐朝历史前朝与后期的一个分界点。

唐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中央集权削弱，在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上也由主动转为被动，但唐王朝的统治依然维持了一百多年。唐后期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755～780年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倾全力进行平定，并借助回纥的兵力，经过8年的奋战，安史之乱终于平息。但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社会经济尤其是北方地区遭到严重的破坏，农田荒芜，人口锐减。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政府任命一批安史降将为节度使，内地军将、地方长官也被委任为节度使，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集权。地方割据势力的无限制发展，成为唐后期的严重问题。

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时期，在刘晏主持下，对财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改进漕运法、盐法，平抑物价等。改革取得很大成功，使混乱的财政状况得以改善，财政收入大量增加。在农业税收方面，大历四年（769）下诏改革户税、地税，大幅度提高户、地两税税率，使资产税在农业税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为过渡到两税法奠定了基础。

2.780～874年

780年，即德宗建中元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两税法正式实行。两税法的实行是财政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它是当时生产力发展及生产关系变化在财政上的反映，对后世财政制度的影响十分深远。(www.xing528.com)

从两税法实行到黄巢起义的近百年中，唐朝的统治在走下坡路，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虽然在与藩镇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无力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之间的不断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二是宦官专权。宦官专权主要形成于代宗、德宗两朝。代宗时，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先后掌管禁军，代宗又设内枢密使，由宦官担任，实际代替皇帝处理政务。德宗时，宦官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典掌禁军成为定制。从此宦官集团形成一股政治势力，掌握了国家军政大权，干预国家大事，甚至任意废立皇帝。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都以朝官的失败而告终。宦官专政，使社会矛盾尖锐，也使唐朝的统治更加黑暗。

三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儒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以牛党当权而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左右。政见的分歧，无谓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同时掺杂着人事的倾轧、权力的争夺，加重了朝政的混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统治的力量。

尽管唐后期存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牛李党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和腐朽势力的干扰破坏，但唐朝的统治仍然维持了一百多年，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化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此期间，社会经济仍然在缓慢地、富有特色地发展着，生产关系方面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是随着均田制的破坏、门阀士族地主的衰落，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变化，普通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有所发展，私人的租佃关系占据主要地位，两税法的实行，适应了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业虽然受战乱和政局动荡的影响有一定的衰落，但手工业、商业在唐后期却有所发展，货币经济也有所发展，城市更加繁荣。国家从商业的发展中取得的税收有所增加，商业税收成为农业税之外国家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支柱。

另外，唐后期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时，南方处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之中，农业有较大的发展，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农业生产技术有明显的进步。随着稻麦杂种制的推广，亩产量增加，这一切使江淮一带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因而有“天下以江淮为国本”、“赋税出江淮者十之八九”之说。也因此，联结政治军事重心关中和经济重心江南的运河漕运，成为维持唐王朝存在的生命线，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