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之情与男人之勇
在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动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群众却是大家都参加着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50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1300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农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叫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在小农家，是有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到奚特，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是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即无人性的，不近人情的）。不担承现实的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还是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新构造。
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至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伦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3000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勃莱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吕哀（Pantagruel）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邦太葛吕哀答道：
“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www.xing528.com)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苏罗门（Solomon）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答道。
“但，”巴奴越说，“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人，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那不是更糟！）窃盗我的东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岂不使我完了么？”
“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说，“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在雪莱的时代，有如拉勃莱的时代一样，男子极难把愿欲、自由不羁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结合——婚姻——融合在一起。雪莱曾写过：“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爱情真正的元素只是自由。它与服从、嫉妒、恐惧，都是不两立的。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100年后，萧伯纳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时说，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他的《邓·璜》（DonJuan）说：“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虽然受人一致指责，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她们可以接受。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结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财产，我应当接受，如果她没有，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也应当喜欢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更不必说终生了，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
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如果，对于某一般人，肉欲必须要变化，那么，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
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吉伯林（Kipling）在《凯芝巴族的历史》中叙述凯芝巴大尉，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拿破仑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看事实罢，”他说，“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为晚上，在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能忘记；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这是孤独者的力量。”婚姻把社会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变得更懦怯。
即是教会。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即令他能摆脱情欲，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人家更谓，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反对结婚的人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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