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的制度与文明初期有所不同

婚姻是本能的制度

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而且并非无力的。但事实上，数千年中，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婚姻依旧存在，它演化了，可没有消灭。我们且试了解它能久存的缘故。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集团生活中的色彩还很强烈，游牧漂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但疆土愈广，国家愈安全，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性。一个社会必须是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因为在此，利他主义是在愿欲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爱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

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爱，令我们在几天内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这共同生活，不将随着它所由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元素便在于此。“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人类的游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已具有神秘的直觉，迫使人类在为了愿欲之故而容易发誓的时候发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们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谓婚姻并非我们今日的婚姻，那时有母权中心社会，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会等。但时间的推移，永远使这些原始的形式，倾向于担保其持久性的契约，倾向于保护女子之免受别的男人欺凌；保幼、养老，终于形成这参差的社会组织，而这组织的第一个细胞即是夫妇。

萧伯纳的邓·璜说：“社会组织与我何干？我所经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盖于我个人人生之价值，即在永远有‘传奇式的未来’之可能性。这是欲望和快乐的不息的更新，故毫无束缚可言。”那么，自由的变换是否为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是享有此种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么？“造成迦撒诺伐（Casanova，1725-1798）与拜伦的，并非本能，而是一种恼怒了的想象，故意去刺激本能。如果邓·璜之辈只依着愿欲行事，他们亦不会有多少结合的了。”

邓·璜并非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而是失望的感伤主义者。“邓·璜自幼受着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教养，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艺术家们所感应他的那一种。他在世界上访寻他们所描写的女人，轻盈美妙的身体，晶莹纯洁的皮肤，温柔绮丽，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任何言辞都是可爱的，任何思想都是细腻入微的。”换一种说法，则假若邓·璜（或说是太爱女人的男子）对于女子不忠实，那也并非他不希望忠实，而是他在此间找不到一个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拜伦亦在世界上寻访一个理想的典型：温柔的女人，有羚羊般的眼睛，又解人又羞怯，天真的、贤淑的、肉感的而又贞洁的；是他说“聪明到能够钦佩我，但不致聪明到希望自己受人钦佩”的女子。当一个女人使他欢喜时，他诚心想她将成为他的爱人，成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女神。等他认识较深时，他发见她和其他的人类一样，受着兽性的支配，她的性情亦随着健康而转移，她也饮食（他最憎厌看一个女人饮食），她的羚羊般的眼睛，有时会因了嫉妒而变得十分犷野，于是如邓·璜一般，拜伦逃避了。(www.xing528.com)

但逃避并不曾把问题解决。使婚姻变得难以忍受的许多难题（争执、嫉妒、趣味的歧异），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你们记得李兹（Liszt）和亚果夫人（Mmed′ Agoult）的故事么？你们也可重读一次《安娜小史》中，安娜偕龙斯基私逃的记述。龙斯基觉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缚，因为他的情人怕要失去他。多少的言语行动举止，在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中间是毫无关系的，在此却使他们骚乱不堪。因为这对配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两个人都想着这可怕的念头：“是不是完了？”龙斯基或拜伦，唯有极端忍心方得解脱。他应当逃走。但邓·璜并非忍心的人。他为逃避他的情人而不使她伤心起见，不得不勉强去出征土耳其。拜伦因为感受婚姻的痛苦，甚至希望恢复他的结合，与社会讲和。当然，且尤其在一个不能离婚的国家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很可能因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和社会断绝关系，他们没有因此而不感痛苦的。

往往因了这个缘故，邓·璜（他的情人亦如此）发见还是在婚姻中男子和女子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达到相当完满的结合。在一切爱的结合之初，愿欲使男女更能互相赏识，互相了解。但若没有任何制度去支撑这种结合，在第一次失和时便有解散的危险。“婚姻是历时愈久缔结愈久的唯一的结合。”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指幸福的婚姻而言），因为对于一个女子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个女子更帮助他了解一切别的女子，故他对于人生的观念，较之邓·璜更深切更正确。邓·璜所认识的女子只有两种：一是敌人，二是理想的典型。蒙丹朗（Montherlant）在《独身者》一书中，极力描写过孤独生活的人的无拘束，对于现实世界的愚昧，他的狭隘的宇宙，“有如一个系着宽紧带的球，永远弹回到自身”。凡是艺术家，如伟大的独身者巴尔扎克、史当达（stendhal）、洛弗贝、普罗斯德（Proust）辈所能避免的缺点——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义与怪癖等，一个凡庸之士便避免不了。艺术家原是一个特殊例外的人，他的一生，大半消磨于想象世界中而不受现实律令的拘束，且因为有自己创造的需要而使本能走向别的路上去，姑且丢开他们不论，只是对于普通人，除了婚姻以外，试问究竟如何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办？

漫无节制的放纵么？一小部分的男女试着在其中寻求幸福。现代若干文人也曾描绘过这群人物，可怪的是把他们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之后，发觉这种生活亦是那么可怕，那么悲惨。恣意放纵的人不承认愿欲是强烈而稳固的情操。机械地重复的快乐一时能帮助他忘掉他的绝望，有如鸦片或威士忌，但情操绝非从抽象中产生出来的，亦非自然繁殖的，恣意放纵的人自以为没有丝毫强烈的情操，即或有之，亦唯厌生求死之心，这是往往与放浪淫逸相附而来的。“在纵欲方面的精炼并不产生情操上的精炼……幻想尽可发明正常性接触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变化，但一切变化所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效果总是一样：便是屈辱下贱的悲感。”

更新换旧式的结合么？那我们已看到这种方式如何使问题益增纠纷，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将临的时光孤独无伴，使儿童丧失幸福。一夫多妻制么？则基于此种制度的文明常被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现代的土耳其亦放弃了多妻制，它的人民在体格上在精神上都因之复兴了。自由的婚姻么？合法的乱交么？则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俄国近几年来的风化演变。革命之初，许多男女想取消婚姻，或把婚姻弄得那么脆弱，使它只留一个制度上的名词。至今日，尤其在女子的影响之下，持久的婚姻重复诞生了。在曼奈（Mehnert）比论俄罗斯青年界一书中，我们读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两性青年们所营的共同生活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说：“我要一种个人的幸福，小小的，简单的，正当的幸福。我希望在安静的一隅和你一起度日。我们的集团难道不懂得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么？”吾人所有关于叙述现代俄罗斯的感情生活的记载，都证明这“人类的需要”已被公认了。

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法么？探求合法结合的一种新公式么？在美洲有一位叫做林特赛（Lindsay）的推事，曾发明一种所谓“伴侣式”结合。他提议容许青年男女作暂时的结合，等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才转变为永久的联系。但这亦犯了同样的错误，相信可以智慧地运用创造出种种制度。法律只能把风化予以登录，却不能创造风化。实际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国家中加以离婚的救济，在有些国家中由于不贞的调剂，在我们西方社会中，成为对于大多数人不幸事件发生最少的解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