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神话与创造者

回顾中国历史，一本历史书可以把全部历史描述为一部皇家姓名史，另一本历史书可以描述为战争史，第三本历史书可以描述为创造发明史……

历史是后人从自己选择的某个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往事，作一种过滤式的新描述。而我们如果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则它可以理解为一部精神的显现与遮蔽史，一部思想的碰撞和交融史，以及文化模式的成型、打碎又重组然后僵化的历史。

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经过两次奠基：第一次奠基，我们可以通过孔子所尊奉的当时的经典（诗、易、礼、乐、书等），以及中国神话与传说中所讲述的文化创造者的故事来理解。

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里，从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的传说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最初的精神：不惧任何生存困境的创造精神。这些神话在成书时代上可能是后起的，但是任何真正的神话总有更为原始的根源，它无非是在较初的时间里，对这一古老的根源作一梳理并加以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西游记》中神话原型和结构的那部分，理解为这个民族更早的原始精神，以及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部近代的后起神话。

中国最早的部落、帝国的故事，则和神话传说纠葛在一起，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文化奠基者，也是各种事物的发明创造者。黄帝部落发明了车辆、历法、弓弩，炎帝部落把农业发扬光大，蚩尤部落创制了青铜器，而鲧和大禹，则一败一胜，却都是治水的英雄。而已经在《尚书》和《论语》中有所记录的尧、舜、禹，则又是原始国家（部落联盟）的体制建立者，也就是最早的立法者。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这些概念，甚至还没有中国具体的疆域边界，但事实上，那是个充满了原始创造精神的时期，是一个民族的第一次奠基。没有一种无畏的博大的创造精神，是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可以传承数千年且屡有世界性建树的民族的。相比于这种混沌中的创造性，许多政治性的道德和法制是后起的，是在这种原始的创造过程中，为了维持稳定的需要，为了结盟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夏礼、商礼、周礼的出现。在当时，“礼”是一个同时具有法制、宗教、道德意蕴的概念。

穿越对我们今天来说还在神话的烟雾中难以看清的夏朝，然后就有了商朝，一个文字得以创造和繁荣的时代，一个以商业为维系，空前繁荣的部落结盟时代。周朝，则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大家族，把自身扩大成为帝国的模型。商朝和周朝，尤其是周朝，是我们历史政治和社会形态的重要奠基时期，虽然我们今天不难看到这种农业、家族模式的诸多弊端，但它也确实让中国文化在几千间的动荡中始终得以维系、继承。直到近代，在梁启超、牟宗三等人回忆中的中国乡村，这种源自商周的家族方式一直良好地运转着。夏商时期的中国文化，以家族鬼神的神学政治为主，文化开始有一个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向四边逐渐淡化的结构。但随着《易经》《尚书》《诗经》等书籍的普及，各个边缘诸侯小国在文化上逐渐崛起并形成很大差异，这为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然后在周王朝的“家天下”和“礼乐之美”的稳固政治遭受权力争夺、利益争夺的背景下，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应运而生。孔子的学问可以命名为“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以道德人格为主导的完整生命所需要的全部学问。

孔子的意识里有保守的一面，就是他对周礼、对“家天下”的留恋、维护，因为他的学问是在一个战乱即将来临的时代，作为疗治的药方而开出的，所以追求稳定与和平，是与所治疗的社会问题相对而生的。但无论他本人有无清晰的意识，事实上他留给后人的启示不是保守而是更新，他是显性的中国文化的第一奠基人。孔子把由姓氏血脉决定的“君子”（君王之子孙，即贵族），完全地转化成了由人格道德决定的君子；他提出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消极的人际关系和积极的人际关系都创立了法度。

孔子的为己之学，把一个民族的目光、社会荣衰的责任，从关注他者、上位者转变到每个个体身上；孔子的仁学，把人的目光，从关注世界，转变到了关注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由内而外，从改造自身开始，来改变社会。这在社会政治学上也许是天真与不成熟的，但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则是完全正确的。

孔子对社会责任性的过度强调，孔子对既定周礼的过度维护，容易使他所强调的另一个方面——生动活泼的人的内在仁心——遭受损伤。所以在孔子的时代，道家就开始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者出现了，他们强调个体生命的保全，强调自然生命高过社会体系、自然权利高过社会道德。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益的补充，就像中国的阴阳太极一样。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是个包容“黑”、“白”的大全，那么作为他继承人的弟子曾参等人，则更强调了“白”的维度，强调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曾子语）的刚健精神，这确实也是孔子所极力倡导的刚毅木讷的精神。但是孔子及其优秀弟子颜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面，即“乐”、从容、和谐的一面，却似乎在曾子等人那里已经被“白”的一面所遮蔽了。因此，道家的思想是从儒家自身被遮蔽的一面所生发出来的，它有力地补充了中国文化中个体、自然、诗意的维度，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人在疲惫的时候得以栖息的空灵之地。我们在后世的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等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织，以及由儒至道的一种路径。

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最自由的繁荣时期，在各家激烈的争辩中，虽然有不少诡辩，有不少走了弯路的思想实验与思想探索，但是它却是后世中国文化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如果我们细读那些经典，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许多我们今天创造的、讨论的哲学概念，其实也正是几千年前古人念兹在兹的概念——因为生命存在中的大问题，往往是超越时代永恒不变的。

战国，是一个复数的中华民族（因为还没有真正统一的思想让全部人成为一个社群）遭遇到巨大的生存困境，于是创造各种思想，以期待解决困境的时期。而历史的选择，让儒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让道家成为此一主流的必要补充，让法家、墨家、阴阳家等，成为在不同的方面起着局部作用的思想流派。

当战乱逐渐过去，社会再度趋于稳定，于是便有了上面的格局所塑造的，历史上空前繁荣，完全堪与孔子心仪的周王朝相媲美的汉朝。今天所谓汉族、汉人、汉服，其实都是对一个朝代的遥远回忆，事实上在中国文化历史上，至少从孔子时代开始，血统、族裔永远不是至高无上的区分，最重要的，乃是文化的认同。

汉朝是儒家的复兴与繁荣，是儒家思想第一次与政治合作的成果。汉朝的繁荣、强盛与稳定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汉朝的儒家思想发展更多的是荀子一派的思路，重礼制、重教化，但对个体的灵性、内在道德性，也就是仁学，却领会不深。于是便渐渐地又沦落到体制窒息灵性的道路上，存在的真理和文化的真理又一次被遮蔽。而它的兴起，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的：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兴盛。

儒家作为社会的根基， 自汉朝开始，就永久性地成为中国文化的事实，但是作为让一个社群成为创造者、命名者、歌唱者的思想精神，却并不一直是儒家思想来完成的。每当儒家思想被体制异化或自我异化，道家或中国化的佛教总会成为中国人精神中性灵部分的拯救者。

所以由孔子到庄子，是一次道的反动（《道德经》：反者道之动）；而到孟子和《道德经》《易传》的作者（我们依据学术界而非传说，把《道德经》和《易大传》的出现放在战国时期，而不是孔子之前或孔子之作），则是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与此相类似，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汉朝，到魏晋玄学（道家）的兴起，到魏晋隋唐的佛教之兴盛，是道的又一次反动；而到唐朝的韩愈，宋朝的周敦颐、程颢、朱熹、陆象山，以及明朝的王阳明，则是又一次思想碰撞之后吸收对方精华的整体性运动。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宋明清的儒教，在让中国文化社会得到持久维系的同时，却也因为过度自我维护的体制，导致了革新的困难，导致了新思想出现、碰撞的困难，所以中国自近四五百年起，开始远远地落后于西方了——西方文明因其多元碰撞更为激烈的特点，在最近的五百年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暂时把包括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而这种对峙，其实就是道的又一次反动。我们需要这种反动，来看清我们以往如何走入了文化的遮蔽、沉沦时期，我们应该如何走出自身的见障，借着与异质声音的碰撞和相互融合，再度在新的时代，喊出自己的声音，显现出道本真的创造精神。

借着“反（返）者道之动”的规律，依据各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简单地从文化精神的遮蔽与显现，重述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所来径”。“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是一条曲折而辉煌的文化之道，犹如黄河般曲折，但无论何时，借着记诵的经典，借着民间的习俗和传统，借着古老的节日和传说，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几个时期，这种文化精神也并没有彻底地消失过。

而我们同样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历史的又一个“反者道之动”的中国文化的沦陷又回升的时期。关于中国文化的沦陷，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利，“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激进的文化颠覆，经济狂潮中社会秩序和人心道德的涣散，我们从中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我们同样也必须看清，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本真的内在精神，也同时在经历着一个更新、复苏的时期。在上世纪，我们的文化界出现了鲁迅、海子等许多原创性的大家，也出现了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中国文化的重要整理者，这些无不表明，文化精神已经开始在历史中再度醒来。(www.xing528.com)

再度醒来的中国文化，它会是什么模样？它应该是什么模样？

回到我们前面所梳理的文化作为社群的存在样式，文化的四个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憧憬地描述复苏了的或者说自我更新了的中国文化，它应该是：它让中国人拥有尊严，赢得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新成就，赢得其他文化社群的尊重；它应该同时是文化各个层面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它不应该只是执守古老格言以自欺的鸵鸟，而应该同时在这个时代创造全新的文化器具（不应满足于把古老文化器物当成怀旧的点缀）；它应该创造新的文化节日和文化仪式，让中国人的社群和个体，拥有自己的日历与天空；它应该在各种艺术领域，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像曾经拥有嵇康、徐渭、王羲之、颜真卿、李白和杜甫那样，再度拥有我们民族的梵高、贝多芬、莎士比亚……它应该让孔子所倡导的仁学的“十六字精神”，孟子的“四心”和“社会正义”，庄子所倡导的“逍遥精神”，《道德经》所倡导的“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原则，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内在道德词汇与信条……

显然，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观照，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事实。我们既不能无视儒家对于中国历史的纲领性作用、对中国社会的框架性作用，也不能无视道家思想、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精英的熏陶。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实：我们所背诵的，我们所喜爱的大量的诗词，正是这几家思想的交集。只要我们衷心地喜欢王维的《山居秋暝》和孟浩然的《春晓》，我们就不能草率地认为禅宗是一个可以摒弃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外的无足轻重的思想；而在杜甫、李白、苏东坡、陶渊明等更为复杂的诗人身上，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些思想的重重交织，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样，我们无法在儒家、道家、佛教甚至另外几家思想中，人为地剔除其中某些部分，否定它们已经成为经典中的核心话语这一事实。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是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整体，人为地窄化为小小的局部。

因此，儒家的个体担当，儒家的事在人为，儒家的社会责任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道家的玄思妙辨，道家的个体逍遥和社会自治的思想，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其思绪的精妙，其对超越性念兹在兹的追求，其对眼前物质社会的超越，其对先天灵性的呵护与唤醒，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人类尊严与人类平等思想，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必不可少的有益补充。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借着西方后来居上、在最近五百年中逐渐超越我们的文化，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文化中严重缺失的某些成分。谁想否定这一点，就是自大的夜郎，也是不顾历史事实一头埋进自己文化沙丘中的鸵鸟。

因为历史的偶然，除古希腊以外，没有民族独立地发展出体系严谨的数学、科学和哲学；因为地理与文化的距离，许多文化社群没有及时地从古希腊吸取这些成果。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正是把希伯来宗教文化、希腊的数学体系和各地的民族精神整合出的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最近五百年来突飞猛进的文明，就是被我们称为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明，并在最近百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其代表成果，一是举世瞩目的科技，二是民主与自由的体制。

许多文化批判者无视欧洲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是一个有自身根源但又不断融合中的文化，草率地认为欧洲文化在其根源上具备了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因此是好的文化；反之，中国文化在根本上并不具备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因此是不好的文化。这样，就把历史中的偶然缺失，当成了致命与宿命的文化不足——如果把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甚至会有人认为除了希腊文化，人类就不存在其他有价值的、可发展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又是希腊文化的唯一合法继承者，我们的文化必须彻底革掉自己的性命，接受一个既定的更为成功的文化。

但是这样革命的后果，就是要从根本上把我们及其祖先所领会、所体悟的另外一些美好东西全部、彻底地否定掉。

由希腊人创立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乃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美好事物，西方人可以享用，我们也同样可以享用。我们只是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是否兼容这些美好事物？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我们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我们接受这一切？

其实关于前者我们已经不必再讨论，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出现了不少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而且这些数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同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者，他们对诸子思想和唐诗宋词，有着不俗的领会。中国文化能不能兼容数学与科学，这个在百年之前人们就探讨过的问题，现在已经由历史事实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不必再加以讨论了。

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这个问题确实是悬而未决的，但是我们放眼望去，不难发现，同样曾是儒家文明圈中的新加坡、韩国、 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似乎在作一种暗示：儒家文明并非与民主体制不相兼容，至少，它并不比基督教文明差。

事实上，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从自身的历史资源中，获取哪些因素来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大扩充。如果我们顽固地执守周朝礼乐的外在形式，而没领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学核心，没领会《道德经》作者“道法自然”（意谓“道”的运行法则是让万物以“如其所是”的方式显现自身）的精髓，那么我们确实无法把民主体制与我们的文化相兼容了，因为我们丢弃了文化的根本精神，而把历史与境域的某层已死之皮，当成了文化本身。甚至有人会把我们历史中遮蔽最深的时期，如明清的皇帝大臣制度，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制度，当成我们的文化精神，那么我们确实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而根本不配在新的历史境域中，成为有文化尊严的国家和民族。

所以，我们从自身的历史中，应该汲取的那些更为根本的创生精神，是孔子的仁学“十六字精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以及《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道德经》：“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

我们从这些经典的最核心精神处，读不到任何与科学或民主思想的绝对冲突——当然必要的对峙是存在的，譬如道家思想对科学的警惕，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思想的一个智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恰恰是要让我们如何从自身的历史境域出发，把握住“道”体现于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道体现于人心的“仁”（麻木则不仁）的精神，创造出此时此刻的新的文化样式——宇宙万物，有待我们重新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