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育实验：从理念到行动引领教育共同体

在某种程度上，教育的历史总是表现为课堂演变和学校办学的历史，教育的发展往往表现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变化。中国的“新教育”肇端于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以同文馆等一批学习西文、西技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为发轫。其间经过戊戌维新，改革科举制度，兴办三级学堂，到民国时期才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发现，从“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教育改革运动”，人们执著追求的其实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性的现代教育”——“中国新教育”。

那么，从特定的历史角度来看，“新教育”实际所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如前文所述，一般认为，“新教育”是指发生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的欧美反传统教育思潮。在美国又称“进步教育”，时间跨度是1876年至1957年，其中1896年到1926年又被公认为“进步主义时代”。“新教育”或“进步教育”改革家们通过举办各种实验学校来实现自己的教育主张。尽管各家侧重点不同，流派繁多，但反对知识灌输、崇尚个性发展、提倡科学民主、注重学校的生活化和社会化则是他们的共性。^[11]

在中国近代教育领域里，从1919年2月开始，以《新教育》杂志的创刊为标志，掀起了一场持续六年的轰轰烈烈的新教育改革运动。核心是培养学生个性、尊重学生人格、训练学生民主能力。这场“新教育”改革运动是教育改革者们从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中，选取了与中国社会改造目标相一致的美国自由教育模式而展开的。这一美国教育模式就是当时贯穿于美国教育中的“进步教育”或称“新教育”，中国教育改革者们所展开的改革也因此而得名“新教育”改革运动。^[12]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现代教育历史上，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都曾经为新教育呐喊奔走，做出了各自特有的贡献。早在20世纪初，毛泽东便对旧教育的弊端进行过异常猛烈的抨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还创立了湖南自修大学。李石曾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中称该校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到了1949年，毛泽东在阐述新中国发展的教育方针以及一系列教育问题时，也明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的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东西。” 1912年，蔡元培以“新式教育学”的面貌活跃于历史舞台，其“五育并举”体现了对人本身的肯定和尊重，是新教育精神的主要内容。1918年7月，他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全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的演说《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一文发表。该文认为新教育异于旧教育的要点是：“教育者非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新教育须“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另外，陈独秀也曾经多次撰文批判“孔教”，反对旧教育，主张用“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使中国富强起来。他把教育改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15年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当时教育改革的基本主张。陶行知先生也曾明确提出“新教育”的概念，他在1919年发表的《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有发明之力者虽旧必新，无发明之力者虽新必旧。故新教育之所以新，旧教育之所以旧，亦视其发明能力之如何耳。”此外，陈鹤琴先生把活教育作为旧教育的对立面，他没有明确提出新教育，但是活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新教育；黄炎培先生也在他的很多论著中多次使用新教育的概念。

总体看来，在20世纪初我国新教育创建之始，“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无不身体力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改革之中。历史表明，“五四运动”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引进了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一大批从西方回国的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投身于新教育建设，并在此后的教育实践中极大地更新了学校教育的面貌。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与教育改革、文学革命具有天然的、有机的紧密联系，“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重建浑然一体。作为现代化动力集团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所有重要的教育决策，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坚。事实上，当时的教育改革，包括所有重要的教育议案，有关的教育制度、政策、法规等，几乎都出自这些教育家团体和组织。

每一个时代的新教育都有自己的特征。在民国初年中国的教育语境之中，“新教育”往往指“西方教育”、“受近代欧美教育影响的教育”。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指以陶行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家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通过各种教育改革实验所建构起来的中国教育（即生活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等）。

在今天中国的教育语境中，“新教育”再度成为一个响亮的字眼。“新课程”、“新基础教育”、“新教育实验”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备受关注的三个关键词，它们都在积极地探索着新时代的新教育之路，呈现为“三足鼎立”之势，共同为世纪之初的中国教育支撑起了一片新的天空。目前看来，这三大教育实验改革，都遵循着一个“从理念到行动”、“理论先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主体”、“政策主体”、“实践主体”并肩作战且经常召开“圆桌会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新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新教育实验”这三面旗帜下，“教育共同体”这样一个日渐清晰的概念格外引人注目。就实验主体而言，“新基础教育”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部分教师和华东师范大学普教研究中心的部分成员组成的课题组联合承担，表现为一种明显的专家主导模式。其中除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儿童发展心理学和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员外，大部分是从事中小学学科教学研究的成员。他们对中小学教育实际比较了解，不少人都担任过中小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的还从事过行政领导工作。就“新教育实验”而言，则是一种自愿参加与行政推动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一直以中小学教师和地方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为实验主体，在向组织化迈进的过程中，总课题组、项目组和子课题组一直充分发挥实验学校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和科研主动性，围绕不同的主题，经常召开多级联席会议，进行探讨和交流。就“新课程改革”而言，则是一种行政主导下的教育改革模式。“三级培训”轰轰烈烈，有目共睹，政府官员、教育专家、一线教师在“课改”的旗帜下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着“讨价还价式的交流”和“建设性对抗”。

当然，这三大教育实验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具体行动路径是各有侧重的。事实证明，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这三者各具特色而又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成为建构新世纪新教育的积极尝试和有效途径。“新基础教育”以课堂为起点，《教育研究》1997年第9期上叶澜教授的《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一文，可谓其明确的行动宣言。“新课程改革”的立意明显在“课程”，试图以“课程”为“阿基米德点”来培育我们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01年6月正式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可谓这一轮教育变革的行动指南，《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则进一步表达了这一轮教育变革的基本精神。而“新教育实验”的逻辑起点则显然在“教师”。应该说，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新教育之梦》这两本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启发和唤醒了教育者的“教育理想”、“教育激情”和“行动自觉”。教师发展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学生的发展，“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是新教育实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也许，近百年来关于“新教育”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只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段又一段可歌可泣的链接，但足以让我们为之孜孜不倦地奔走，去迎接任何挑战。我们不是人类文明的创始者，但人类文明可能会通过教育的伟大理想而穿越时空，通过我们今天的新教育实验而变为现实。当然，只有对新教育实验的认识从“概念”向“信念”推进，由一种“理想”转向“思想”引领，激发出人们深沉的情感、执著的意志，从精神世界的积淀表现为主体的自觉行动时，新教育实验才可能真正成为人生力量和教育智慧的策源地。

新教育实验的缘起

新教育实验的缘起应该追溯到1999年。当时，我在《管理学大师德鲁克》中读到这样一则故事：德鲁克父子去看望另一个管理学大师熊彼特。熊彼特当时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对德鲁克父子说了一段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的话。大意是：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这样的状况，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应该说，熊彼特的这段话给我很大的心灵震撼，因为我多年从事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也出版了很多著作，但是，坦率地说，我并没有真正走进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我们教师的生活。所以，我就决定真正地去走近教师，走进我们的教育。

但是，从一个学者过渡到一个行动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要找到一个中介，不仅是理念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转变。我用了很多心思去琢磨、思考。正在这时，常州的湖塘桥中心小学邀请我到学校去指导。到了这所学校，我把多年来对学校的理解、认识、思考与那里的教师进行沟通，得到了很大的认同。我还在这所学校带了一个徒弟，叫庄惠芬，那时她还是一个毕业时间不长的黄毛丫头，现在已经成为数学特级教师了。他们的校长奚亚芬，也成为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校长，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出版了她的著作《一所好学校是怎样炼成的》。

2000年的时候，我出版了一本小书，叫《我的教育理想》。这本书阐述了我的理想，如我心中好的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好的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好的校长应该是什么样，好的父母应该是什么样，等等。这本书出版后，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好评。很多教师跟我讲，这本书点燃了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教育理想和教育激情。但是，也有老师看了这本书以后很困惑，说：“朱老师，你讲得很好，我们看了以后很振奋很激动，但是现实的教育生活不容乐观，我们只要一回到学校，沸腾的热血就冷却了，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下，我们在戴着镣铐跳舞。”我想，既然大家认为我这些理念是对的，我的这些理想是值得我们追求的，为什么又那么困惑，为什么又无法去做呢？

我一直认为，在任何状况下、任何制度下，教育都是有空间的，都是可以探索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找到真正的空间在什么地方，没有找到有效的行动方式。教育的智慧，就在于能否在制度中间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在继续思考，这些好的理想和理念到底怎样去变成行动。

到2002年时，我找到两个很好的契机。

第一个契机，是教育在线网站的开通。2002年6月18日，教育在线网站正式开通。这个网站的建立也有一段佳话。一开始我的博士生李镇西和苏州的一批年轻教师鼓动我上网。当时我是一个反对上网的人，对李镇西，我经常批评他应该要花时间好好读点书，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上网。但是他们对我说，在现代社会，一个好的教师、一个好的学者如果不懂得利用网络传播自己的理念，如果不懂得利用网络学习先进的思想，就不是一个现代型的教师。后来，我被他们感动了，办了一个网站，叫教育在线网站，网址是www.eduol.cn。教育在线网站从2002年6月18日开通至今，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很快成为中国教师的精神家园，成为中国最大的教师培训学院，一大批优秀教师在网络上成长起来，很多过去平凡的，甚至平庸的教师被点燃理想后，快速地成长。

2002年7月，我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开张启事》。我说老师们要成功吗？来我这里投保，保约只有一条，即每天上网写自己的教育故事。十年以后，如果你不成功，可以拿着3600篇文章来找我赔偿，以一赔百。可喜的是，一大批老师开始投保，很多老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快速成长起来。例如，江苏盐城一个农村小学的数学老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天在网上记录自己的生活，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沉甸甸的收获让我看到：网络是让我走近教师的非常重要的渠道。我一直认为，我不是最有学问的学者，但我是与教师们走得最近的学者，近到可以听到他们的呼吸声。每天早上当我打开教育在线网站，很多短消息就会跳出来；打开我的信箱，很多老师的信就会发过来。我知道老师们在想什么，知道老师们的感受，知道他们生活的困境、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找到了这样一个走近教师生活的管道。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理想的实现，还需要实体的学校。2002年9月，我在苏州的昆山市找到一所学校，即玉峰实验学校。当时我一直在想，这些教育理念中到底哪些理念最可能变成行动？一开始提出了五个行动，我把这五个行动做成五件事，放到玉峰实验学校来做。玉峰实验学校是2001年创办的一所公办民营学校。当时我没有选最好的学校，也没有选贵族学校，因为好的学校可能本身基础就很好，再去做锦上添花的工作，不能证明新教育理念。也没有选最差的学校，因为选最差的学校也面临很大的风险，往往缺乏有激情想做事的校长。新学校如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2002年，我们走进昆山的玉峰学校，开始了新教育之旅。

为了推动实验，我在玉峰学校跟老师们开座谈会，跟学生家长开座谈会，在全校的大会上进行动员，我讲我们的理想，讲我们想做什么事情。我在玉峰说的时候，昆山教研室的副主任储昌楼老师把我说的东西同时发到网上。后来许多校长看到了，他们说：“朱老师，你为什么只在玉峰学校做，不在我们学校做，你这几件事情特别简单啊，不就是读读书吗，不就是在网上写自己的故事吗，不就是聆听窗外的声音吗？这些事我们都可以做啊。”我说：“那好啊，大家一起做吧。”就这样，几十所学校加入到新教育团队中，尽管当时还是松散式的联络。

2003年7月，我们在玉峰实验学校召开了全国新教育实验的第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来了500人。当时有一篇报道说这是一次“中国教育的丐帮会议”。因为这是一次民间的会议，以农村的困难学校为主，一批有激情、有理想的学校参加了这次会议。

2004年，新教育实验第二次研讨会召开。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课题得到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的批准。所以，我们在张家港高级中学和常州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召开了课题开题会。来自海内外的专家给予新教育实验以高度评价。当时，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知名教育家陶西平先生说：“新教育实验会像一条鲇鱼，把中国教育这缸水搅起来！”应该说这些年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陶先生的预言。

2004年暑期，我们在翔宇教育集团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第三届研讨会。从此以后，每一年的暑假，召开新教育实验的大会成为我们的惯例。

2005年7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第四届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德育。

2005年11月，在吉林第一实验学校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第五届研讨会。本来我们预备每年开一届，这一次是应吉林一小强烈要求增加的，这次会议是讨论新教育实验最关键的问题——“教师的专业发展”，因此把它作为第五届。

2006年，在北京清华附小、中关村一小和六一中学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的第六届研讨会，媒体把我们这次研讨会称为“新教育实验的进京赶考”。这次会议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同志，致信给予了很高评价和支持。这次会议正式提出了新教育实验的核心理念——“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07年7月，由山西运城新教育集团承办，在山西运城人民路小学、新教育小学、新港学校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的第七届年会，会议的主题是“共读、共写、共同生活”。2007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以“心灵的教育”为题，专门介绍了新教育实验。

2008年7月，全国近千名新教育人聚集浙江苍南县，在苍南一小召开了新教育实验第八届年会，就新教育的理想课堂进行研究，提出了“知识、生活和生命的深刻共鸣”的观点。

2009年7月，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九届年会在江苏省海门市举行，主题是“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来自全国23个新教育实验区，700多所实验学校的1300多名代表齐聚江海门户，共话教师发展。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先生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严文蕃先生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年会吸引了国内多家媒体的目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十多家省级以上媒体派出20多名记者参与报道大会盛况。

2010年，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十届年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举行，主题是“文化，为学校立魂”，来自全国28个实验区的2000余名新教育人，共同讨论新教育的学校文化。

2011年，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十一届年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主题是“以人弘道，治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2012年，全国新教育实验第十二届年会在山东临淄召开，主题是“缔造完美教室”。会议评选了全国十佳新教育完美教室和九个新教育完美教室缔造者，华严集团向新教育基金会捐赠了100万人民币。

新教育实验已经走过10年历程，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的1511所实验学校、38个新教育实验区，150万名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新教育共同体。

在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新教育实验在理论上也不断地成熟。新教育实验得到了全国许多重要媒体的关注，如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甚至很多非教育的媒体，如《南风窗》《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青年报》等，几乎有影响的媒体，都对新教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人说新教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现象，而且也成为中国的一个新闻现象。

新教育实验重建设，重行动

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充满了矛盾和两难。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理论的东西要运用于实践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新事物的发展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正常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需要在行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反思、批判、提高。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问题，问题的不断发现与新教育实验发展空间的不断拓展应该是正相关的，没有问题的发现就不可能有实验的进步。教育实验改革是一项长久的工程，需要通过一代人去影响另一代人。对于“新教育共同体”而言，当然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满足于暂时的成功，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一定要学会等待。

任何一项教育实验改革都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事情。新教育实验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说明中国教育界，尤其是基础教育界还有很多人没有泯灭理想，这是实验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也是我们的信心所在。我们今天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时期，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发展而言，教育具有先导性、基础性作用，也必然要顺应这场变革的需要进行自身改造。我们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应该有所作为。不管怎么讲，问题总会不断地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是阻力也是动力，是对共同体智慧和意志力的一种磨炼，同时也就意味着新教育实验会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边行动边思考边总结，在做的过程中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教育科学研究的新机制，这也是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的探索肯定不会一帆风顺，但我坚信：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对于新教育，对于新教育实验而言，按照一个理念开展行动，永远比抽象地理解和懂得这个理念更重要。总之，作为一项综合性、整体性、长期性的改革实验，新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在于进行“教育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改造”。青山有待，岁月催人。新教育实验还只是刚刚起步，还不够成熟。但我坚信，只要一如既往地重建设，重行动，我们的实验就能成功。重建设，就是以积极的姿态多做建设性工作。中国教育现在是有许多弊端，也应该抨击，但仅仅是怒目金刚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然痛快，却无济于事。不如通过建设来进行批判，只有建设才是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新教育实验就是要寓批判于建设之中。重行动，就是不空谈，就是“用事实说话”。新教育实验不求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先行动起来再说，在实践中完善思考。江苏邳州八义集中心小学的老师们说： 自从参加了新教育实验， 自己对孩子的表情都不一样了！是的，让我们一起在做中思考，在做中提升，在做中成长。一个个普通的日子、一个个教育的日子，将从此变得灿烂！

新教育实验的愿景(www.xing528.com)

教育，是一项为未来的事业；教育研究，是一项为未来教育开辟道路的事业。未来并非一个现成的完美天堂在等待着我们前往，而是一个有待我们创造的地方。

新教育实验的未来，就在我们所有新教育人和关注新教育的朋友们的“愿”中。

我们将致力于新教育自己的教育哲学和理论体系的建设，我们将用漫长的探索、认真的实践，来逐渐地明确、丰富“新教育”这一理想教育模型的内涵。

我们将致力于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打造一支既有专业的教育理论素养、掌握专业的教育科研方法，又有深厚的实践经验的新教育研究团队，他们将成为新教育实验的研究主体。

我们还将在行动中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新教育实验的研究方法和实践模式。对“新教育六大行动”如何有效地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学生生命成长和学校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需要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明确六大行动作为新教育实验的方法、途径和武器是如何促进教师、学生和学校发展的，又要认真研究如何将六大行动作进一步的改进，使它更具体，更易于一线实验学校操作。

譬如“营造书香校园”项目，我们已计划将它细化为“儿童阶梯阅读研究”、“教师专业阅读研究和理想的教师知识结构模型建构研究”、“阅读节与书香社会”等若干具体的子项目，从而更有效地解决不同年级、性格和性别的学生，不同水平和学科的教师分别该读什么和怎么读的问题。

再譬如“构筑理想课堂”，我们计划对其作“有效课堂研究”、“对课堂的多元理解”和“个性与风格的课堂教学研究”三个层次的研究。“有效的课堂研究”将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课堂的基本要素、基本结构作一梳理；“对课堂的多元理解”将从心理学、伦理学、对话理论、教育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观察、透视、理解一个具体的课堂，从而对已经实现了科学有效的课堂，再作一次多元文化的考察；“个性与风格的课堂教学研究”，则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研究一个教师的风格和个性，将之与具体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艺术的课堂效果。

其他各大行动，我们都将作这样的细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以田野研究的精神和方法，长时间地追踪每一项目的若干案例，考察新教育如何在改变教师的成长方式、改变学生的生存状态、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上产生作用，以及它本身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做哪些改进。

在“十一五”期间，新教育将进一步壮大完善我们的研究队伍，打造一个真正有着共同精神追求、共同理论原点的“新教育共同体”，并为以后“新教育学派”的形成播下种子，打下基础。

在继续壮大新教育原有项目实践团队的基础上，我们还将形成一支由新教育研究中心、各个具体的项目负责人、各实验区骨干研究团队、各中心实验学校的实验骨干组成的“新教育实验研究主体”队伍。未来的新教育实验教师，将得到更多的来自专业研究团队的支持和服务。当然，这也将意味着实验学校将要接受更严格的实验方法的培训。具体地说，无论是在数据的采集、案例的记录、场景的描述还是理论的归纳上，新教育实验都将作进一步规范。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将增加新教育公益事业的内容。西部支教作为传统项目要保留下来，而且一定会越做越深入、扎实、持久。

我们还将配合其他的基金会（譬如灵山慈善基金会），在教育公益上开展各种人道的、义务的活动。这是一个美好的心愿，我们相信它将得到更多热心人的支持，我们也相信新教育共同体有能力把教育公益事业做得更好。

“新教育实验”理想的四重教育境界是：（1）成为学生享受成长快乐的理想乐园。（2）成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理想舞台。（3）成为学校提升教育品质的理想平台。（4）成为新教育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和共同成长的“理想村落”。成长着并且快乐着，这是新教育实验所追求的教育境界。追寻理想，超越自我，这是新教育共同体的人生价值追求。

“新教育实验”理想的“四重境界”是一种诗意化的表达，为了具有可操作性，“四重境界”也可以具体地表述为“六项目标”：（1）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新教育”理论。（2）形成区域性开发和推广教育科研新成果的动态机制。（3）促成教师在更新教育思想，提高教育技能基础上的专业化发展。（4）促进学生在健全人格、学有所长基础上的个性化发展。（5）让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成长，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发展，形成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6）开拓一条推动我国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理想道路。

具体来说，在未来的发展中，新教育实验的这六个目标可以归结为两大愿景，这是我们新教育人的共同梦想：第一，我们要努力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第二，我们要全力打造植根于本土的新教育学派。

第一个愿景：努力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素质教育讲了多少年，但依然是讲起来轰轰烈烈，应试教育做起来扎扎实实。究其原因，我认为素质教育缺的不是理论，而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尽管对素质教育是什么有不同的论述和标准，但是有三个标准是大家公认的。第一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这与我们新教育实验“为了一切的人”是完全一致的。第二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与我们倡导的“为了人的一切”，与我们的发展论、崇高论是紧密联系的。第三个标准是，素质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这与新教育实验强调的“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也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认为素质教育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的行动。

新教育实验就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尝试、一种探索。更加重要的是，新教育实验为素质教育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大家知道，人最基本的素质是人的精神成长，而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所以素质教育应当从阅读开始，阅读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工程。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口众多，要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大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如果没有阅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如果离开了阅读，就谈不上素质教育。过去我们的素质教育为什么走了弯路？因为我们理解的素质教育就是简单的吹拉弹唱，是片面的特长教育，所以走了偏路、弯路。

由于新教育实验的内涵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新教育实验应当成为有影响力的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学校加入到新教育实验的团队中来，我们一起努力探索素质教育，一起努力打造中国素质教育的品牌。

第二个愿景：全力打造植根于本土的新教育学派。

我们知道，中国教育目前对世界教育的贡献是远远不够的，在世界教育史上我们能看到的大概只有孔子、陶行知等少数教育家。现在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言必称西方，我们讲建构主义，讲认知理论，讲人本主义，讲多元智能，我们讲杜威、布鲁纳、巴班斯基、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但是我们很少讲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华民族如果不给世界教育以惊喜，不为世界教育贡献自己的理论，那将是我们民族的巨大遗憾。我们新教育人希望，在扎根本土行动的时候也能够探索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品牌，为整个世界教育贡献智慧。

我们的愿景不是不可企及的目标。从学派产生的几个条件来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一是实验基地的问题，我们目前虽然没有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学校、苏霍姆林斯基的帕甫雷什学校，但是我们拥有1400多所实验学校，有3所新教育研究团队直接参与管理的新教育基地学校。二是理论的代表人物，新教育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健康地成长着，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正在健康地发展着，在他们中间，未来一定会产生能够写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人物。三是代表性理论著作，有了第二条作为前提，这个目标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我觉得，与其抱怨教育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与其不断地批评应试教育让我们戴着镣铐跳舞，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跳出精彩的镣铐舞呢？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每一个人的能量，行使每一个人的权利，在每一堂课上，在和孩子交流的每一分钟，用心去发现，用心去行动，探索中国教育的未来？

【注释】

[1]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原载于《广东群报》，1921-01-03，后刊于《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6号。

[2]［英］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孟登迎译，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266～28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以上数据截止到2012年7月。

[4]杨东平：《新教育：变革的力量》，载《教育研究与评论》，2010（4）。

[5]姜琦：《何谓新教育》，载《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4期。

[6]陶行知：《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载《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1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译，251页，武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

[9]［美］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304～30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0]［美］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15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11]参见黄书光：《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2]参见崔运武：《舒新城教育思想研究引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