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思维方式解析：调解型转判决型，现代新思维

一、什么是法官思维方式，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

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官在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其基本含义是指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考察判决的形成过程。因为，判决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法官的思考过程。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思考不同于自由学术思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思考，而是法官在利益对立的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等积极参与下，按照既定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规定，为得到一个正当的结论（判决）而进行的思考，即为了公正地处理案件，按照一定的逻辑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法。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思维方式是实践活动在观念中的反映，在一类特定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都会形成一种内化于人们头脑中的相对定型的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是在法官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法官的职业活动就是从制度上解决纠纷、形成判决的审判活动。一种审判实践总是对应着一种法官思维方式，即使人们从未意识到有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并不代表这种思维方式从不存在。本书所说的“模式”是人们对法官思维方式的一种有意识的阐释，是从一个特定侧面所理解的法官思维方式。对于一种特定的审判实践，人们对这种审判实践所对应的法官思维方式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模式，但很难说这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法官思维方式。

其次，法官思维方式并不仅仅是“法官”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方面体现在：虽然判决最终是由法官作出的，但判决的形成过程是在法官与当事人和律师、检察官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的，在某种特定的模式下，法官在判决形成过程中甚至不起主要作用。[1]进一步说，当事人、律师、检察官在判决形成过程中的活动，并不是法官思维方式探讨范围之外的内容。另一方面体现在：法官思维方式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思考的过程，而是受到既存的诉讼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规定和限制，例如，合议制的限制[2]。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官必须这样思考。(www.xing528.com)

最后，法官思维方式总是与判决的正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有观点认为，法官与医生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两者至少在解决有关“问题”方面有诸多的相似：前者是解决有障碍的社会关系问题，后者是解决人的疾病问题。因此，两者对于相关当事人权益的影响都是极其重要的。[3]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医生与法官有着更为重要的不同：医生一般不以牺牲他人来帮助另一个人，[4]医生是站在患者一方合力对付病魔，只管竭尽全力与病魔作战，无需考虑利益平衡。如果战胜了病魔，只有患者对医生感恩戴德，而病魔是不会纠缠医生的，更不会引发“涉病”信访。因此，患者及其他人一般不会因医生的职业行为与自己存在利害关系而怀疑他的行为正当性。但是，法官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法官是身处利益相冲突的两方当事人之间，无论判决哪一方胜诉，必然都有败诉一方。为此，法官除了和医生一样运用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案件作出专业判断外，还需要法官对社会常识、常情、对利益衡量等进行正确把握，并要努力做好辨法析理、判后答疑等工作以安抚败诉方，否则就容易招致败诉方对法院裁决的不满，甚至引发涉诉信访等问题，[5]更为严重的是引发当事人对法官的人身伤害。[6]因此，尽管法官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解决纠纷的，但这种解决几乎都是伤害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因此各当事人及其他人一般都期待着法官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他为什么会作出这种判决而非其他判决，即法官行为的正当性问题是医生职业所不具有的，或者至少不如法官的情况更为重要。所以说，判决的正当性以及法官证明其判决正当性的问题，是法官的职业行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因而，法官思维方式就不仅仅是对“形成一个决定”的思考，而更重要的是对“形成一个能够得到人民接受、信任和支持的决定”的思考。所以，法官思维方式总是与判决的正当性问题联系在一起。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审判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也先后颁布了三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7]对现行审判制度和审判工作机制进行大范围的修改和完善。但是，对于法官思维以及相关联的制度、实体等问题的规定，还略显不足，整个法院系统似乎也更倾向于跟着外部的世界转来转去，司法的独立性缺乏体制机制保障，导致司法思维、行政思维、道德思维与政治思维等混为一谈，法官职业化进程屡屡受到冲击。在法官职业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因而，本书将从理论上展开研究法官思维方式的各种模式内容，以及各种模式与判决正当性的关系，以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审判制度改革的意义，从而对中国的审判制度改革和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作出理论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