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么——由人与动物的区别看人的本质
黄楠森等主编的《哲学概念辨析辞典》认为:“人性,又称人的本性,是指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的本质属性的规定性,因此人性就是人的本质。”②古往今来,先贤们对于人的本性多有论述。例如,西汉董仲舒认为:“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而扬雄则在《太玄·太玄文》中指出:“天地之所贵曰生,物之所尊曰人。”类似的如朱熹在《大学或问》中所言:“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清代的戴震在《原善》卷中称:“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征也。”不难看出,古人始终是将天、地、人相提并论且视人为天之骄子,在宇宙万事万物中居于中心。在西方,与此观点相对应的思想亦不胜枚举。譬如古希腊民主政治家伯利克里(Perikles)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③至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则高呼:“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对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全部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前一部分提出的是关于事物本质的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后半部分则是依据前面的命题得出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结论。这个结论归纳起来可以表述为,人的本质即人的类特性在于人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它即是“劳动”)的性质是“自由”、“自觉”,因此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
以上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多是从哲学角度、以思辨的方式得出的概括性结论。本文力图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搜集一些具体的材料来进行分析与说明,以探究人与动物的区别及其意义。
理性,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衡量人与动物区别的尺度。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指出:“人与动物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是这样的:禽兽在很大程度上为感官所趋动,但是人因为天生具有理性,他凭借理性可以知道事物的关系,看到万物的原因,理解原因和结果的相互结论,作出类推,因而很容易审视其一生的整个过程。”阿奎那也指出:“其他动物比人低劣得多,他们不能认识真理,认识真理是理性所寻求的事情。人尽管不完美,但可以认识天使所知道的,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真相。”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Darwin)则指出:“人高于一切的优越性显然是得益于他的各种理智方面的性能。”⑤
与理智相比较,语言在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似乎显得更直接、更明显。美国的匹尔比姆(D.Pilbem)在《人类的兴起》中说:“在人类的行为和其他动物的行为的全部区别中,语言和制造工具这两方面是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区别。”⑥著名人类学家里查德·利基(Richard Leaky)进一步地强调了口语的价值,他认为:“人类口语显然区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之外没有任何生物具有复杂的口语。”⑦尽管发现了猿也能够使用工具,使用符号以及在镜子中认识作为个体的自己。只有口语这个领域仍然没有被感动,因此,语言学家似乎已成为人的独特性的最后辩护人,他们看来是在非常认真地承担这个角色。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kerton)在《语言和物种》中对于利基等人的观点加以支持,他说:“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了无限的空间和自由。”⑧按照语言学家的观点,语言可以分为情感语言和命题语言,最初和最低层次的语言是情感语言,这在黑猩猩身上有充分的表现。苛伊勒(Wolfgang Koehle)说:“黑猩猩靠手势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表达程度。用这种方式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喜悦等情感。然而尽管如此,有一个在一切人类语言中最为突出和不可缺少的成分则是黑猩猩所不具备的,也就是:它们的这些表达根本不具有一个客观的我或意义(指命题语言)。”卡西尔(Ernst Cassirer)就此评论说:“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差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
卡西尔在肯定命题语言的基础上进而强调了“符号”的意义。他认为人的功能圈不仅仅在量上有所扩大,而且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除了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他指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bnbolicum)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⑨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⑩。卡西尔最后认为,“如果有什么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圈’”。
当我们在讨论人与动物之区别的时候,不能不提到黑猩猩,这恐怕是因为在基因方面人类的D N A(脱氧核糖核酸)和黑猩猩的D N A只有1%的差异的缘故。“通过比较解剖学方面的(舒尔茨,1968)和生物学方面的(札里希,1968)证据,都说明黑猩猩是和人类具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类。”根据珍妮·古多尔的观察,黑猩猩不仅能够使用物体作为“工具”,还能初步地修整“工具”,黑猩猩也经常捕猎动物(如白蚁和狒狒等)为食,并且这种捕猎往往带有集体协调活动的性质;但是,黑猩猩尽管会用草棍掏白蚁,会把粗细不同的管子连接起来去钩食物,甚至能初步修整和加工天然物,但黑猩猩只是偶尔使用工具,并且是用它们的器官直接作用于物体,比之人类行为的计划性和目的性,黑猩猩与人类在思维加工方面存有较大的差异。尽管如此,达尔文在《人的进化》一书中仍指出:“人和动物思维上的差异,虽在事实上很大,但毫无疑问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异。”前文曾指出,语言曾被视为人与动物之间的一道明显的鸿沟,但是,这是否由于我们把动物缺少人智力的表达方式同没有智力等价齐观了呢?美国内华达大学心理学家Beatric和Robert Gardne在仔细研究后证实黑猩猩的咽和喉不适于人的语言发音,而K·J·海斯和C·海斯(Hayes and Hayes)曾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所驯养的一只名叫维基的雌性小黑猩猩训练成能说很少的几个字。海斯夫妇认为黑猩猩的脑的构造决定了黑猩猩是不可能产生有声语言的。
目前人们对大脑的认识究竟有多少呢?在人类有限的认识成果面前,人脑仍是一大难解之谜。现代人的大脑大约为1400立方厘米,重量约为1.2—1.5千克,有140—160亿个神经细胞。将大脑和计算机加以比较,现代使用的计算机的典型信息密度大约是每立方厘米一百万比特,但脑的信息密度要比计算机大一万倍,换言之,电子计算机要处理和人脑一样多的信息,在体积上就得比人脑大一万倍。早在1990年7月17日,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便呼吁应竭尽全力使公众充分意识到脑研究给人类带来的益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在脑科学方面的每一小步研究进展都将是人类历史一大步的发展。恰如苏姗·格林菲尔德所认为的,“也许,了解脑是人类认识的最后疆界”。
要揭示人脑的奥秘,不可避免地需要对不同动物间的大脑加以区别,这种区别最明显的表现即是它们在大小上的不同。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脑的大小也许是最重要的,脑越重,动物就越聪明。但是通过比较发现象脑虽比人脑大5倍,质量达8千克,但其聪明程度显然不及人。人类学家还发现,倘比较各种动物的脑重和体重,鱼和爬虫类同鸟类以及哺乳类有着显著的区别,就脑重/体重比率而言,哺乳动物的脑一贯是较高的。哺乳动物的脑要比在体积上与其类似的现代爬行动物的脑重10到100倍,并且灵长目动物平均脑重量比相同体重的非灵长目哺乳动物大2至20倍。由此类似的一些观点组成了一种区分人与动物智力差异的“界线”说。这种观点认为,在脑总重,至少是在脑重/体重比率上有个界线值,达到这个数值就算是具有智力的标志。但是,这种界线观点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比如有的动物的脑虽占它身体质量的3.33%(高于人脑占身体质量2.33%的比例),但动物学家发现该动物不是以其聪明而是由于它每天吃的昆虫几乎与自身的质量相当而有名。
实际上,人脑的特殊在于脑的外层(即皮层)在进化过程中经历了最多的变化。我们知道,在人类脑的进化过程中,大脑的扩大并非是各部平均一致的扩大,而是有区别的扩大,例如大脑皮层的各个联合区以及与之有关的皮层以下部分(下皮层区subcortical regions)都极度地扩大了,尤其是顶叶部分扩大得最多。其次,在脑进化过程中,人脑皮层中的脑细胞比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大脑皮层中的细胞数目大约多出25%(超出的细胞数目大约为14亿左右)。英国的苏姗·格林菲尔德充分肯定了皮层联合区增大的价值。她认为,皮层联合区在那些具有最高贵的,最富个性化生活方式的动物身上最为显著,甚至人类和近亲黑猩猩相比,居然脱氧核糖核酸(DNA)只相差1%,但人类的皮层联合区确实大了好几倍。她发现,在脑的前部有一块前额叶皮层,在所有的皮层区中,这部分的生长势头表现得最为惊人:在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猫增加了3%,黑猩猩增加了17%,而人则增加了令人惊愕的29%,“前额叶皮层与我们头脑中最复杂的方面,即我们个性的本性和我们如何作为个体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等有关”。而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教育活动在前额叶皮层进化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扮演何种角色呢?
在探讨教育在人脑进化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时人们会自然地想到:究竟是人脑的进化促成了人类的学习(教育)的行为与能力,还是人类的行为最终促进了人脑的进化?其实此类问题目前已通过实验寻到了基本的答案。美国伊利诺大学神经解剖学家格里诺(William Greenough)同他的合作者发现,在实验室里,经几周学习训练后,在鼠的大脑皮层中增加和发展了那种形成突触的神经分枝,另一群鼠虽经相同的处理,但未经类似训练,就显露不出这种神经解剖上的新奇变化,“大量证据表明,这些分子都是于学习期间在大脑里生成的”。类似的实验也证明,在生气勃勃丰富多彩的环境中,试验鼠的大脑皮层厚度和脑重都表现了惊人的增长。这种试验也就说明生理变化与智力的经验是同时发生了。不难推断,教育(学习行为和环境的刺激)在人脑的进化和人的成长中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人们已经知道大脑在部分受损后其他区域的脑组织会起到一种补偿和替代作用。实际上,一个正常的大脑在婴儿期或童年期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刺激,脑会把不在工作的神经元当成不存在似的,接下来,这些不活动的、功能上不存在的神经元的靶区很容易为活动的脑细胞所侵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用进废除”的规则会是有益的,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必须生存其中的环境的需求。“在16岁以前,脑内神经元之间的那场血淋淋的战争一直在进行着,这是一场为建立神经元而进行的战斗。”不妨这样理解,教育(学习或有益的训练)往往是操纵这场战斗的主角。因此,缺乏系统的教育与训练的大脑在功能上不仅是不健全的,在后天行为上也可能会异于常人。这不仅可以解释医学上的案例,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狼孩”和“豹孩”等在行为上与动物趋同。社会学家认为,虽然一个人已经具有经过种系遗传下来的神经结构和生理特征。但是,一个人离开了人类社会、离开了赖以发生和发展的源泉,就不会使他具有一般人脑的功能,也不可能使他产生和语言相联系的抽象和意识。
从“教”和“育”的文字学解释看“教育”
从比较权威的教育工具书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唐钺、朱经农、高觉敷等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华书局1948年版的《中国教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的《辞海》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我们所得到的“教育”概念大约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即广义的教育,即凡是以影响(或言感化)人类身心的活动,俱得云教育;第二种为广义的教育,指唯用一定方法(或唯具有目的,出以一定方案者)始云教育,第三种指思想品德教育。但就“教育”一词而言,恰如戴震在《与某书》中所强调的“治经先考字义”,所以极有必要对“教育”二字进行推敲、考证。
现有的辞书论及“教育”中的“教”和“育”基本上均溯源至许慎的《说文解字》。据《说文解字》:“敎(即教),
,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凡教之属皆从教。”而由许慎撰,段玉裁注的《说文解字注》进一步指出:“,见子部,效也。上施,故从攴,下效故从(www.xing528.com)
。”从字源学角度,不妨把篆文的“”字从字形结构上加以分析,“”由三部分组成,即“爻”(后简化为爻)、“”和“攴”部,“”即“子”字,指儿童或人;关键是“爻”和“攴”(即攴)当作何解?“爻”部,《周易大辞典)认为,“‘爻’是《周易》卦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由‘—’和‘--’两种符号组成,‘—’代表阳性的事物,称‘阳爻’或‘刚爻’‘--’代表阴性的事物,称作‘阴爻’或‘柔爻’”。而《易学大辞典》援引《周易·系辞下》的语句,“爻也者,效天下动者也”。《说文解字》云:“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为什么说是“爻,交也”呢?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认为“爻”是取进行占卜时蓍草交互的形象,这一点恰好和“攴”的原意相对应。《说文解字》云:“攴,小击也,从又,卜声。”而“又”部,《说文解字》认为:“又,手也。”将“攴”解析,可得“卜”与“又”。徐灏认为:“攴,疑本象手有所执之形。”所以“攴”应为“手(又)”执“卜”。为什么是执“卜”呢?考古研究证实,殷商时期,古人决疑问卜,所用之物要么是龟甲,要么是兽骨,也有用蓍草来决疑的。所谓“手执卜”基本上是手持蓍草之意。在殷商时代,占卜所用的蓍草等物往往代表了神(或天)的意志,那么手持蓍草和代表处算交错的“爻”组合有何意呢?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和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都认为“爻”代表了教育的内容。笔者在此援引张诗亚先生对教育的篆文解释作结,他认为教字的古文“”字,“爻”中的“×”表示“交五”,上“×”代表天,下“×”代表地,“”代表儿童即受教育者,而“攴”为手指蓍草的象形写法,何人手指蓍草呢?当然是负责决疑问卜的巫(师)。因此,教()可以解释为巫(师)手指蓍草向儿童讲解(传授)天地之道。进一步联系《说文解字》中“育”字的解释“养子使作善”,则此说应当说对于教育内涵与意蕴的阐发是对教育的境界的提升,循此也就可解释为什么许慎讲“教”即“上所施,下所效”了。
注释:
①方展画:《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希望》,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1991年第1期。
②黄楠森:《哲学概念辨析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③(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页。
⑤莫蒂默·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⑥(美)D·匹尔比姆著,周明镇、周本雄译:《人类的兴起——人类进化概论》,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0、51页。
⑦里查德·利基著,吴汝康译:《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94、93、92页。
⑧⑨⑩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8、34、35、181页。
(英)苏姗·格林菲尔德著,杨雄里译:《人脑之谜》,上海科技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83页。
(美)卡尔·萨根著,吕桂译:《伊甸园的飞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5页。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3、70、67、64页。
萧元:《周易大辞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张其成:《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汉语大字典)第二卷,四川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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