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所观察到的致创事件和创伤反应范围之广令我惊叹。有些事件,比如孩童时期所做的手术,看起来完全无害,但在个人的记忆中却意义重大。一位客户讲述了在他4岁时发生的对他影响很大的一段经历:
戴面具的巨人正在把我往一张高高的白色桌子上绑,我奋力反抗。冰冷而刺目的灯光中,我看到一个人戴着黑色面具向我走来。他的面具上有一股肮脏气味,这种味道让我窒息。当他把脸贴到我脸上的时候,我使劲挣扎。我拼命尖叫并别过脸去,眼前出现了可怕的幻觉,我看到了一个令人目眩的黑色隧道。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灰绿色的房间里,精神错乱。除了嗓子疼得难受之外,似乎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有种深切而彻底的被抛弃和背叛的感觉。他们只跟我说会给我买我最喜欢的冰淇淋,说爸爸妈妈会一直在我身边陪我。但对我来说,手术之后,那个安全的可理解的世界消失了;在那个世界里我才有反应能力。一种令人绝望的羞愧感吞噬了我,我还觉得自己很坏(他的理性大脑告诉他,他一定很坏,所以才会遭到这样的惩罚)。这个毁灭性事件发生后的数年时间里,我一直害怕就寝时间到来,我有时还在半夜里醒来。我觉得呼吸困难,但是因为太过害怕,而且羞于哭出声来,所以我就一个人躺在那里,害怕自己会窒息而死。
到了六七岁的时候,来自家庭和学校的压力加剧了我的症状。我被送去见一位精神病医生。她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一只毛茸茸、脏兮兮的玩具狗,我睡觉时必须有它在身边才能入眠。她没有找到我焦虑和过于内向的缘由。她的治疗方法是进一步恐吓我,她跟我说,我对这只玩具狗的依赖会在我成年之后给我带来很多问题。我得说她的治疗方法确实治好了我对这只玩具狗的依赖(我把我的狗扔了)。然而,我的症状并没有消失,而且我形成了慢性焦虑发作症,我常常头疼,还有其他身心失调症状,这些问题一直从初中持续到我研究生毕业。
许多事件都会使人在以后的人生中出现创伤性反应,这取决于此人当时对事件的感受。常见的一些先行性致创事件有:
·胎期创伤(还在子宫内时)
·分娩创伤
·失怙、失恃或失去亲密家庭成员
·疾病、高烧、意外中毒
·人身伤害,包括跌倒和事故
·性虐待、身体虐待及情感虐待,其中包括被遗弃或毒打
·亲眼目睹暴力
·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及洪水等(www.xing528.com)
·外科手术,尤其是乙醚麻醉下实施的扁桃腺切除手术;耳科手术,以及所谓的“弱视”手术
·麻醉
·长期卧床;各种原因造成的幼童腿部或躯干打上石膏(扭到脚,脊椎侧弯等)
住院和医疗手术常常会使人心理受创,这个事实令许多人感到吃惊。长期卧床、住院治疗尤其是外科手术带来的创伤后遗症往往持续时间更长、情况更严重。虽然我们可能会认识到手术是必要的,虽然在手术刀切开身体、肌肉和骨头时人往往处于昏迷状态,但是身体仍把它视为危及生命的事件。在“细胞层面”上,身体会认为自己遭受了严重伤害,足以危及生死。理智上我们也许会信任手术,但是我们身体中原始本能对手术并不信任。就心理创伤而言,人通过本能的神经系统获得的认知起的作用更大,比理智大得多。这个生理事实是外科手术后人往往会出现创伤后应激反应的首要原因。
在1993年7月份的《读者文摘》(Ordinary)上,有一篇很“普通”的标题为“诸事不顺”的文章,文中一位父亲讲述了他儿子罗比接受的一个“微小的”膝盖手术:
医生告诉我说一切都好。膝盖是没事儿,但是其他一切可都不好。因为罗比从药物引起的噩梦中醒来,在病床上上下翻腾——他原本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他从麻醉中醒来,用野兽般的眼睛死盯着护士,拼命拍打她,尖叫着问她,“我还活着吗?”还逼我掐他胳膊……他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认不出我是谁。
男孩被带回了家,但他的恐惧并未消失。他夜间断断续续地醒来……“他一直想吐,而我(孩子父亲)则拼命想为他做点什么,所以我就像美国郊区其他父亲那样,给孩子买玩具,这样能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数以百万计的父母为此感到绝望无助,他们理解不了孩子在遭受一系列创伤性事件后发生的巨大或微妙变化。在第四部分我们将讨论如何避免成年人及孩子出现这些反应。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所有生命都相互关联。所有人都必然是相互关联的网中的一分子,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人受直接影响,则全体都会受到间接影响。我的福祉永远不会实现,除非你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福祉;你们的福祉也不可能实现,除非我也实现了我的福祉。我们的世界就是如此相依相存。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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