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就是讲故事,讲故事则必以故事的存在为前提。应该说,我们见到的绝大多数文学叙事主要讲述着人的故事,以人的活动为叙事的主要内容。尽管在个别情况下我们也读到着某些表面上似乎以非人的活动,比如动物的活动为内容的故事,但细究起来便不难发现,讲动物的故事归根结底还是意图表达对人性的思考,所以,故事总是人的故事。这形成了叙事的两个基本要素:故事与人物。
先看故事。它包括时间性与因果性两方面内容。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福斯特在其《小说面面观》中精辟地区分开了这两者,指出时间性是“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样前后顺承接续的关系,因果性则是“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这样加入了逻辑性动机的关系。两者完整地客观存在于叙事活动中,而缺一不可。这一方面告诉我们,事件与叙述在叙事作品中确实是分离的,如果说侧重时间性的是故事,那么侧重因果性的则显然是叙述,它们从根本上不是一回事,值得在深入把握叙事活动时予以必要的辨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别提醒我们注意叙事活动中的逻辑性因素,并进而确认与深入研究文学所具有的、不同于科学事理逻辑的独特情理逻辑。(www.xing528.com)
再看人物。它包括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种类型。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发现,扁平人物以狄更斯小说为代表,特点是性格单一、易于辨认与记忆,圆形人物则以奥斯丁小说为代表,特点是性格复杂、给人以新奇感。这对例证举得是否允当,自可讨论,但人物有这样两种主次分明、彼此互为补充与调节的基本类型,却同样是叙事活动中不争的事实。这两种类型并无高下之分,是叙事活动缺一不可的。例如当评论家们表示,金庸小说中写坏人每每比写好人更出彩时,固然坏人形象因其性格偏向于丰富复杂而更显立体、接近圆形人物,但如果没有性格相对单一的好人形象的扁平化衬托,上述观感便不可能自发产生。又如,比较《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具有某种联系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时,会油然感到,前者的人物趋向扁平,后者的人物趋向圆形。因为在前者中,西门庆的淫,潘金莲的浪,李瓶儿的柔,吴月娘的让,乃至十个无赖兄弟彼此间大同小异的作派,从头至尾,一以贯之,谈不上掀起了多少性格发展上的波澜,故事中人对性事的那份共同娴熟,更像是上苍早已注定了的事。在此意义上,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物确实都只能说是扁平的,人物一显扁平,缺乏立体鲜活感,自然便很难引起制片商把他们搬上影视银幕的兴趣,增加着拍摄成影视作品的难度,这恐怕就是前者至今尚未作为文学原著得到影视翻拍、后者却有了多个影视版本的深层原因。对此,可以从两部小说对于性的不同处理得到深层次解释。红楼里的痴男怨女,莫不成其为精神之爱。而浮沉于金瓶恨海中的红袖青影,则是把性欲当作工具来驱遣的,男主人公合则喜,不合则坐在床沿拿马鞭抽打正跪在地上的女性,在这种描写中,肉体成为了全部主题,爱欲便被工具化了。工具的是可以重复,因而单一的,具体的和丰富的才是精神,这就是两种人物类型的深层区别,它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叙事活动提供了要素。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一些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尽管也性格单一,却仍是明显发展着的,如某些寓言体小说,另一些叙事作品中的人物尽管性格复杂,在发展趋势上倒并不明显,如乔伊斯的若干作品。这从侧面证实了叙事活动的多元性,表明了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方式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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